·穆加贝:中共的“宝贝”
2008年6月28日,津巴布韦当局宣布,执政28载、时年84岁的穆加贝再度“当选”该国总统。该国3月份即完成选举,反对派领导人获得压倒性胜利,但当局不予承认,拖延点票,从中舞弊,并强制在6月份展开“第二轮投票”。反对派领导人遭暴力威胁,被迫宣布“退选”。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候选人”穆加贝自动“当选”。
针对津巴布韦的“选举结果”,非洲国家普遍表示难以接受,并在非盟首脑会议上予以质问;美国和欧盟直斥穆加贝当局可耻,决意推动制裁;联合国秘书长则公开表示,津巴布韦选举“不合法”。
然而,津巴布韦当局,却得到北京的铁杆支持。就在津巴布韦大选陷入争议期间,中共加紧向穆加贝政府运送武器。4月份,中共以货轮“安岳江号”,向津巴布韦密运武器,因南非工人拒绝卸货而曝光,在非洲舆论的一片谴责声中,找不到卸货港口的“安岳江号”,不得不原船原装返回中国。
穆加贝之所以成为中共“宝贝”,起因于,穆加贝敢于开历史倒车,使该国在获得短暂民主后,重新回到黑暗的专制时代。穆加贝当局受到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抵制,唯独得到中共偏袒。
·苏丹话题:罪犯的盟友也是罪犯
2008年7月14日,国际法庭检察官正式起诉苏丹总统巴希尔,指控他犯下种族清洗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这是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首次起诉一名在任的国家元首。2009年3月4日,经审议,该法院法官正式对巴希尔发出逮捕令。任何联合国成员国都有义务,协助将巴希尔送交国际法庭,比如,当巴希尔出国访问时,他就可能遭到逮捕。
苏丹军政府立即声言要对抗国际法庭。巴希尔本人狂言:“国际法庭对苏丹没有法律约束力”;威胁说:国际法庭的举动将危及该地区和平进程,即暗示:苏丹军政权可能进一步策动地区暴力,来报复国际法庭的起诉。这个军政权甚至纠集数千名苏丹人,走上街头“示威”,表达对国际法庭的“抗议”。
然而,巴希尔当局未能掩饰其强硬外表下的恐慌,立即求助于阿拉伯联盟组织,要求后者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国际法庭。一些与该地区相关的国际组织,如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和伊斯兰大会,对事态发展表示担忧。非洲联盟主席忧虑:苏丹由此可能出现新的军事政变或动乱。
这些地区组织的担忧,正是苏丹当局的威胁所在,也正好诠释历史上国际法庭谨慎从事的原因。以往,国际法庭都是在某国犯罪首脑下台后,才对其提出起诉。比如,先后针对的二战中德国和日本元凶,以及后来的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等。
联合国秘书长谨慎表示,尊重国际法庭的独立司法。更多西方国家则表示,赞同国际法庭对巴希尔的起诉。
国际法庭首次起诉在任国家元首,反映了国际社会的重大进步。意即,不论平民还是元首,只要犯罪,都可能受到追究。这对那些依然迷信暴力、嗜血成性的独裁者们,无疑是一个严重警告。尽管,在当今复杂的世界范围内,还做不到“在国际法面前人人平等”,但国际法庭的开创之举,至少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正确走向。
巴希尔被国际法庭起诉之后,作为巴希尔和苏丹军政权的亲密盟友和最大靠山,中共表示“严重关切”。实际上,此时此刻,中南海的角色异常尴尬。如果表态反对,将招致更多批评与谴责,恐怕奥运一开张,中共就可能陷身“苏丹门”;如果默认,就等于承认苏丹总统为罪犯。全力支持和庇护苏丹犯罪当局的中共,本身也是罪犯。国际法庭对苏丹总统的直接起诉,也等于是对中共领导人的间接起诉。
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中国民主运动,制造“六四”大屠杀。同年同月,1989年6月30日,在苏丹,巴希尔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刚刚成立三年的苏丹民选政府。此后,巴希尔军政权得到中共全力背书和扶植。2003年,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爆发衝突,以巴希尔为首的苏丹军政权,大开杀戒,实施种族清洗,5年多里,就有近30万人惨遭屠杀,250多万人流离失所。苏丹军政权的暴行,震惊世界,为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所不容。
国际社会随后发现,巴希尔当局用以屠杀民众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来自中共;一心向恶的中南海,还在联合国里,无数次阻扰和否决有关制裁苏丹的议案。中共对巴希尔的所作所为,不仅知情知底,而且怂恿、纵容、庇护。2007年5月,胡锦涛访问苏丹,故意展示他与巴希尔的“亲密友谊”,以及对苏丹军政权的鼎力支持。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南海已经将它在中国国内的屠杀模式,成功推广到国外,苏丹,缅甸,北韩,伊朗……世界各地的独裁者,群起效尤。
通过对苏丹军政府的支持,中南海从苏丹获得大量资源,该国60%的石油输往中国,中国则成为动荡苏丹的最大投资者。
就在国际法庭起诉苏丹总统的头一天,英国BBC电台披露证据,显示:当联合国于2005年3月29日通过制裁苏丹政府的1591号禁运令之后,中共仍然向苏丹当局提供军用卡车,并帮助苏丹军政权训练驾驶中国A5型战机的战斗飞行员。这批证据,不仅直接证明,中共在苏丹达尔富尔的衝突中,充当苏丹当局的军事后盾;而且证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共,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罔顾一个大国的起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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