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中共当局与伊朗当局达成协议，中方将向伊方投入1000亿美元，开发伊朗亚达瓦兰（Yadavaran）油田，并向伊朗购买石油和天然气。那笔生意，是伊朗与外国签订的最大一宗经贸合同。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伊朗的最大石油进口国。
其背景是，因伊朗发展核项目，受到国际社会制裁，中共趁虚而入，取代欧美和日本，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到2009年，两国贸易突破每年300亿美元大关。中伊两国，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紧密盟邦，进而成为军事上的紧密盟邦，也指日可待。据传，伊朗的核技术与核原料，来自于北韩；北韩的核技术与核原料，来自于中共；换言之，伊朗核项目，实际也辗转来自于中共。中南海，是当今世界核扩散的最大祸源。
表面上，俄罗斯和中共都表示同意国际社会对伊朗採取行动，以阻止其危险的核计划。然而，俄罗斯是伊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中共则是伊朗能源的最大买主。在制约伊朗方面，中俄双方都不可能认真行事，反而与伊朗当局大演“双簧”，从中渔利。伊朗则利用中俄为挡箭牌，抵消西方主导的孤立和制裁。如果说，莫斯科的态度，更多是出於地缘政治考虑，与美国争霸争利；北京的态度，则含有更多意识形态的成分。
2009年6月，伊朗大选，执政的强硬派明显舞弊，让现任总统内贾德当选连任。民众不服，大规模示威，抗议持续几周，才告平息。期间，支持强硬派的伊朗民兵开枪，导致十几人死亡。
各国报道伊朗事态，总是拿当年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作对比，电视上一再出现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画面，北京独裁者仿佛再次受到世界舆论的“审判”。相距二十年的中伊两起事件，确有诸多可比之处。相同的是，两国抗议主体都是大学生，普通市民也有相当程度的参与。不同的是，中国人相当温和，军队屠城前，并未发生警民冲突；伊朗人则相对激烈，不时与警察厮打。
两国都面临开放与保守的两条路线之争。不同的是，当年中国，属于一党专制下的极权国家，民众争取的，还仅仅是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以及对官场腐败的监督；今日伊朗，已经是一个相对的“民主国家”（尽管，这一民主形态，被置于伊斯兰教规之下），民众有相当权利，比如，一人一票、公开选举的权利。伊朗民众争取的，是选举的公正，以及对一个更自由国度的向往。
两国都有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最高领导人”，1989年的中国，是邓小平，2009年的伊朗，是哈梅内伊。不同的是，邓小平是世俗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搞的是“垂帘听政”，邓的“最高地位”，仅仅是中共党内不成文的约定俗成，既不合宪法，也不合党章。正因如此，他可以我行我素、恣意妄为。哈梅内伊是宗教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基于伊朗政教合一的现行体制，其合法性不容置疑。正因如此，他至少要顾及自己超然于世俗政治的崇高宗教地位，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损害其形象和权威，甚至动摇该国国本：现行政教体制。
两国政府都倚仗武力。不同的是，邓小平调集了三十多万全副武装的正规军，动用坦克和机关枪，公然屠城；伊朗政府，还仅仅是怂恿其民兵组织（Basij），从暗处打暗枪，打死打伤抗议人士，或令警察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示威群众。
两国当局都限制新闻报道，驱赶外国记者，但中共属于一党独裁，肆无忌惮；伊朗则自称伊斯兰教义下的“民主国家”，有所顾忌。此处，最大的差别，还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手机和互联网，民间联络不易；此时的伊朗，手机和互联网发达，民众便于串联，当局防不胜防。
伊朗当局指控，事态是“英美的阴谋”。这种动辄将内乱嫁祸于外国的伎俩，也与中共当局如出一辙。
面对伊朗事态，与该国强硬派互为犄角之势的中共，一度左右为难，甚至极为尴尬。稍后，还是选择力挺伊朗强硬派，并警告美国和西方，“不得干涉伊朗内政”。就在伊朗民众抗议达到高潮之际，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在俄罗斯“亲切会见”了该国现任总统内贾德。中南海公开为内贾德背书，激起伊朗抗议民众的反感。
就在伊朗选举争议期间，中南海更换“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并立即出访中东五国和俄罗斯。该特使公开表示“中国愿在中东扮演新角色”。中南海意图明显：要以“崛起”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到中东开辟与美国、西方、乃至整个文明世界博弈的新战场。
当时，在美国最新民意测验中，美国人把伊朗、北韩和中共视为名列前三位的美国最大威胁。换言之，“邪恶轴心”三国，已经从伊拉克、伊朗、北韩，变为中共、伊朗、北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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