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厚黑學》之三十三《中共与伊朗,互为犄角》



2006年初,中共当局与伊朗当局达成协议,中方将向伊方投入1000亿美元,开发伊朗亚达瓦兰(Yadavaran)油田,并向伊朗购买石油和天然气。那笔生意,是伊朗与外国签订的最大一宗经贸合同。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伊朗的最大石油进口国。


其背景是,因伊朗发展核项目,受到国际社会制裁,中共趁虚而入,取代欧美和日本,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到2009年,两国贸易突破每年300亿美元大关。中伊两国,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紧密盟邦,进而成为军事上的紧密盟邦,也指日可待。据传,伊朗的核技术与核原料,来自于北韩;北韩的核技术与核原料,来自于中共;换言之,伊朗核项目,实际也辗转来自于中共。中南海,是当今世界核扩散的最大祸源。


表面上,俄罗斯和中共都表示同意国际社会对伊朗採取行动,以阻止其危险的核计划。然而,俄罗斯是伊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中共则是伊朗能源的最大买主。在制约伊朗方面,中俄双方都不可能认真行事,反而与伊朗当局大演“双簧”,从中渔利。伊朗则利用中俄为挡箭牌,抵消西方主导的孤立和制裁。如果说,莫斯科的态度,更多是出於地缘政治考虑,与美国争霸争利;北京的态度,则含有更多意识形态的成分。


2009年6月,伊朗大选,执政的强硬派明显舞弊,让现任总统内贾德当选连任。民众不服,大规模示威,抗议持续几周,才告平息。期间,支持强硬派的伊朗民兵开枪,导致十几人死亡。


各国报道伊朗事态,总是拿当年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作对比,电视上一再出现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画面,北京独裁者仿佛再次受到世界舆论的“审判”。相距二十年的中伊两起事件,确有诸多可比之处。相同的是,两国抗议主体都是大学生,普通市民也有相当程度的参与。不同的是,中国人相当温和,军队屠城前,并未发生警民冲突;伊朗人则相对激烈,不时与警察厮打。


两国都面临开放与保守的两条路线之争。不同的是,当年中国,属于一党专制下的极权国家,民众争取的,还仅仅是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以及对官场腐败的监督;今日伊朗,已经是一个相对的“民主国家”(尽管,这一民主形态,被置于伊斯兰教规之下),民众有相当权利,比如,一人一票、公开选举的权利。伊朗民众争取的,是选举的公正,以及对一个更自由国度的向往。


两国都有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最高领导人”,1989年的中国,是邓小平,2009年的伊朗,是哈梅内伊。不同的是,邓小平是世俗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搞的是“垂帘听政”,邓的“最高地位”,仅仅是中共党内不成文的约定俗成,既不合宪法,也不合党章。正因如此,他可以我行我素、恣意妄为。哈梅内伊是宗教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基于伊朗政教合一的现行体制,其合法性不容置疑。正因如此,他至少要顾及自己超然于世俗政治的崇高宗教地位,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损害其形象和权威,甚至动摇该国国本:现行政教体制。


两国政府都倚仗武力。不同的是,邓小平调集了三十多万全副武装的正规军,动用坦克和机关枪,公然屠城;伊朗政府,还仅仅是怂恿其民兵组织(Basij),从暗处打暗枪,打死打伤抗议人士,或令警察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示威群众。


两国当局都限制新闻报道,驱赶外国记者,但中共属于一党独裁,肆无忌惮;伊朗则自称伊斯兰教义下的“民主国家”,有所顾忌。此处,最大的差别,还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手机和互联网,民间联络不易;此时的伊朗,手机和互联网发达,民众便于串联,当局防不胜防。


伊朗当局指控,事态是“英美的阴谋”。这种动辄将内乱嫁祸于外国的伎俩,也与中共当局如出一辙。


面对伊朗事态,与该国强硬派互为犄角之势的中共,一度左右为难,甚至极为尴尬。稍后,还是选择力挺伊朗强硬派,并警告美国和西方,“不得干涉伊朗内政”。就在伊朗民众抗议达到高潮之际,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在俄罗斯“亲切会见”了该国现任总统内贾德。中南海公开为内贾德背书,激起伊朗抗议民众的反感。


就在伊朗选举争议期间,中南海更换“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并立即出访中东五国和俄罗斯。该特使公开表示“中国愿在中东扮演新角色”。中南海意图明显:要以“崛起”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到中东开辟与美国、西方、乃至整个文明世界博弈的新战场。


当时,在美国最新民意测验中,美国人把伊朗、北韩和中共视为名列前三位的美国最大威胁。换言之,“邪恶轴心”三国,已经从伊拉克、伊朗、北韩,变为中共、伊朗、北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