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厚黑學》 之三 邓小平:挽救中共的补锅匠


16岁时,邓小平前往法国,自称“勤工俭学”。实际上,在法国,他只学了三个月的法语,就开始打工,先后当过钳工,制作过胶鞋。



起义失败,独自逃生

1924年,20岁的邓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并结识也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周创办《赤光》杂志,任主编,吸收邓到《赤光》编辑组,负责印刷,邓由此得了一个绰号:“油印博士”。


邓在法国居住6年。或许,正是这6年的经历,让他在老年时,愿意推行西方式经济改革。1926年,邓受党组织安排,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该大学专门培养中国革命者。邓小平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成为同班同学。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蒋经国在台湾掌权,邓小平在中国掌权。


在苏联期间,邓又得了一个绰号:“小火炮”。因为他个子最矮,却能言善辩。在苏联呆了9个月,邓受党组织指示,陪同正在苏联访问的前中国军阀冯玉祥将军返回中国。在苏联的经历,让邓成为一个更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


1929年,邓小平被派到中国广西省,创建红军第七、第八军。邓在那里发动“百色起义”,与国军交战,很快失败。邓抛下队伍,独自逃生。后来,以“汇报工作”为名,邓跑到上海找党中央。文革期间,邓对此检讨,并向毛泽东写信,承认:“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


外圆内方,受毛泽东赏识

就像林彪一样,年纪较轻的邓小平,早年就为毛泽东所看重,加意栽培。毛赏识邓,赞之“外圆内方”、“绵里藏针”、“人才难得”。1930年代,毛在江西滥杀其他派系的红军,邓就是毛路线的忠实代理人,以至于,当毛受到来自上海的党中央查处时,邓就成了替罪羊,首当其冲地遭到审查。


中共建政后,毛安排邓担任“书记处总书记”,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中共高层人物中,有三个人,素来沉默寡言。他们是:林彪,刘伯承,邓小平。前两位,都是将军,受封元帅。林与刘沉默,大抵出于天性,以及身为军事家的冷静;但邓的沉默,则是后天性的,因为经历了政治风浪,感知人世险恶,出于自保,才终于意识到,“沉默是金”。



邓小平的性丑闻

林彪与刘伯承沉默寡言,也清心寡欲。邓小平沉默寡言,却内在骚动。1959年,中共高层召开“庐山会议”,权力斗争空前激烈,结果,为民请命的彭德怀,惨遭清洗出局。一场恶斗,庐山天昏地暗,中共领导人中,唯独邓小平没有现身。

原来,在此之前,邓小平因打台球摔断了腿,被迫留在北京医院的病房,幸运地躲过了庐山风波。但,隐身病房的邓,并不安分,竟与一女护士勾搭,还让这名护士不慎怀孕。这名护士肚子大起来,使奸情败露。邓的发妻卓琳闻讯发怒,亲自赶走这名护士,并强制她堕胎。对此丑闻,文革中,曾有红卫兵揭露。


1994年,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美国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其英文版中,记载了邓的这段丑闻;但出中文版时,却删除,大概因为,那时,邓还在世,李志绥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不敢在中文版中披露这一丑闻。




善于认错,三落三起

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邓小平三次倒台,又三次复出,称为“三落三起”,创下奇迹。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一齐打倒,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全国批判“刘邓路线”。邓成为第二号反面人物。刘被迫害致死,因为他并不认错;邓却存活下来,因为他认错,尤其会写检讨书。


1968年,邓小平在自述中写道:“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作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68年,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因父亲倒台的连累,遭受群众批斗,他被关押到一间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验室。他试图踩着四楼墙外的水管逃走,却坠落楼下,导致脊骨严重受损,下半身瘫痪。文革后,邓小平掌权,给这个下肢瘫痪的儿子安排了一个残疾人所能拥有的最高职务:“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与对待刘少奇不同,毛泽东没有让邓小平遭受批斗或虐待,只是撤消他的全部职务

,下放到江西省。从1969年起,邓小平及全家居住在南昌市郊区一栋小楼里,邓被命令每天到附近工厂参加几小时劳动。有意思的是,邓曾在法国学会的钳工手艺,在这个时候,居然又派上了用场。


1972年,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邓希望毛能让他重新工作,为此,邓写道:“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邓能认错、服输、表忠心,让毛原谅了他。果然,1973年,毛同意恢复邓的工作,让他出任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毛的考虑之一,是让邓小平牵制周恩来,抵消周的声望。后来,邓未能与毛夫人江青处理好关系,1976年2月,病重的毛,再次将邓打倒,并发起运动,批判邓的“右倾翻案风”。




恩将仇报,整垮华国锋

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掌权,邓又想复出,写信给华,吹捧道:“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在信尾,邓高呼:“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华国锋犹豫未决,邓又给华写信,用最诚恳的语气说:“我们都老了,你还年轻,我们要辅佐你到二十一世纪。”邓这么说,是要让华放心,自己只是想出来工作,绝不会夺华的权。


华国锋顶不住叶剑英等人的压力,对邓小平输于防范,终于同意让他出来工作,恢复了邓的副主席和副总理职务。这一来,等于放虎归山。几年后,这个宣誓要“辅佐”华主席“到二十一世纪”的邓小平,竟然夺了华主席的权,反而让华“靠边站”。中南海里,华邓之间,上演了现代版的“农夫与蛇”和“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


复出之初,邓小平故作低调,保持副主席和副总理的头衔。华国锋继续担任党政军最高职务。俗话说;“姜是老的辣”。邓以退为进,暗中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经过人事重组、巧夺军权、会议突袭等手段,排挤华国锋。


华国锋和邓小平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华的提法是“抓纲治国”,邓的提法是“改革开放”。邓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还是“抓纲治国”。换言之,不论“抓纲治国”,还是“改革开放”,都是某种政治表述。只是,邓的表述比华的表述更技巧、更高明。后来,邓指控华固守“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邓自己固守“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

内容一致,表述不一,也是中南海权力斗争的诡诈。邓师从毛,深谙此道。以“路线斗争”为名,而行权力斗争之实,是中共党内百演不休的戏码。邓用了自己的一套表述,把经济建设与经济改革的光环,都揽到自己头上。


邓为了把华赶下台,制造种种借口,甚至在经济建设上挑刺,找了个“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的借口,诿过于华。邓派还给华加了一个罪名:“反对邓小平复出”,如果华当真反对,邓也不可能复出。邓复出,华实在有恩于邓。恩将仇报,邓凭籍自己老辣的厚黑权术,前后运作四年,终于将华国锋推翻落台。


随后,邓以“军委主席”兼“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头衔,操纵实权,垂帘听政,党政最高领导人,都由他密室任命,视作傀儡;有所不从,即驱赶下台,毫不留情。邓晚年,前后干掉三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邓曾批评毛时代“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但他本人,也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这从一个侧面证明,邓继承了毛的专横秉性。




出访日本,为钓鱼岛埋下争端

1978年10月22至29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当时,名义上,邓的职务,仅仅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副主席,但邓的实际地位更高,已成为中共第一号实权人物,身为党主席的华国锋,仅仅是名义上的第一号人物。


在日本首相官邸,邓说:“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要团结;中日两国关系要和睦,要合作,这是10亿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邓拜会日本天皇时,表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


访日期间,邓小平曾举行了一场记者会,面对来自世界各国的四百多名记者。一位日本记者问到尖阁诸岛的归属问题。邓表情阴沉地回答:


“尖阁诸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


邓小平的这番话,有几层含义。其一,承认日中在尖阁诸岛归属问题上各有立场。这为日后的争端升级,埋下了后患。其二,说“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这里的“有些人”,可能指日中任何一方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比如记者,或大中华地区的所谓“保钓人士”,但更可能指后者,因为,只有“保钓人士”的立场,才算得上“挑刺”。(中国称尖阁诸岛为钓鱼岛,保钓,就是保卫钓鱼岛的意思。)


这就难怪,之后很多年,中国官方冷淡“保钓人士”,如果在中国大陆出现“保钓人士”或“保钓团体”,中共立即予以打压、取缔、监控。其三,所谓“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而“达不成一致意见”,是一个假装谦虚的说法,不过,对照这个说法,今天的中国政府,似乎更缺少智慧,不仅无法与日方达成一致,还剑拔弩张、随时准备大打出手。邓所说“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聪明”,仿如一个讽刺性的预言:下一代更愚蠢。




为夺军权,发动中越战争

1979年2月,邓小平调遣二十万中共军队,入侵越南。一个月间,中国军人阵亡二万多人,伤者无数,惨败而还。而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由中共指使和纵容的柬共(红色高棉),屠杀了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也包括中国和越南侨民。越共以保护越南侨民为由,挥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顺带将柬埔寨民众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中共出兵越南,意在报复越共,力挺柬共。


多年后,红色高棉土崩瓦解,其余党交由国际法庭审判。证明,邓小平武力进攻越南,不仅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且在政治上输得精光。邓挑起中越战争,实际暗藏其个人目的:通过调兵遣将,从华国锋手中夺取军权,为日后排挤华、大权独揽,预先布局。这等声东击西、顺手牵羊的厚黑手段,古时并不鲜见,可惜华无从察,平白落入邓的圈套。老而奸诈,邓小平酷似三国时代的司马懿。


无数年轻人的生命,白白充当了邓小平权力斗争的炮灰,连“改革开放”后的花花世界都还没有见识,就长眠异域。后来,中越休战,中共与越共都不再提起那场战争。两国年轻军人的血,等于白流。




保毛泽东,给中国留下后患

文革后,中共反思。鉴于毛泽东是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党内否定声音极大。邓小平却力排众议,全力将毛保下。宣称对毛要“三七开”,即, 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原来,邓有机会在党内崛起,全赖于毛的栽培;即便在文革中,邓被毛打倒,毛依然对邓网开一面,免其遭受肉体摧残;文革后期,毛重新起用邓,邓感恩涕零;毛临死前,再次将邓打倒,但并未赶尽杀绝,有意留了一手:“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对于邓,恩大于仇。


邓保毛,厚黑手法是“清君侧”,所谓“皇帝无辜臣有罪”,邓把毛的罪行,悉数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以至于,江青不服,在法庭上叫屈:“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毛泽东之罪恶,远远超过斯大林。赫鲁晓夫勇敢否定斯大林,为苏联巨变预留前奏;邓小平死保毛泽东,为中国专制延续和屠杀再起,埋下伏笔。


1980年,中共重评1950年代的“反右运动”,那个“反右运动”,乃毛泽东策划、邓小平主持,于是,又一次地,邓出于私心,坚持对“右派”不予平反,只予“改正”。声称当年“反右”是“必要的”,仅仅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邓亲自裁定,仍将近百位知名人士、一万多知识分子,保留为“右派”,“不予改正”,留下尾巴。在政治上,邓与毛,其实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