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厚黑學》 之三 邓小平:挽救中共的补锅匠


16岁时,邓小平前往法国,自称“勤工俭学”。实际上,在法国,他只学了三个月的法语,就开始打工,先后当过钳工,制作过胶鞋。



起义失败,独自逃生

1924年,20岁的邓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并结识也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周创办《赤光》杂志,任主编,吸收邓到《赤光》编辑组,负责印刷,邓由此得了一个绰号:“油印博士”。


邓在法国居住6年。或许,正是这6年的经历,让他在老年时,愿意推行西方式经济改革。1926年,邓受党组织安排,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该大学专门培养中国革命者。邓小平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成为同班同学。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蒋经国在台湾掌权,邓小平在中国掌权。


在苏联期间,邓又得了一个绰号:“小火炮”。因为他个子最矮,却能言善辩。在苏联呆了9个月,邓受党组织指示,陪同正在苏联访问的前中国军阀冯玉祥将军返回中国。在苏联的经历,让邓成为一个更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


1929年,邓小平被派到中国广西省,创建红军第七、第八军。邓在那里发动“百色起义”,与国军交战,很快失败。邓抛下队伍,独自逃生。后来,以“汇报工作”为名,邓跑到上海找党中央。文革期间,邓对此检讨,并向毛泽东写信,承认:“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


外圆内方,受毛泽东赏识

就像林彪一样,年纪较轻的邓小平,早年就为毛泽东所看重,加意栽培。毛赏识邓,赞之“外圆内方”、“绵里藏针”、“人才难得”。1930年代,毛在江西滥杀其他派系的红军,邓就是毛路线的忠实代理人,以至于,当毛受到来自上海的党中央查处时,邓就成了替罪羊,首当其冲地遭到审查。


中共建政后,毛安排邓担任“书记处总书记”,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中共高层人物中,有三个人,素来沉默寡言。他们是:林彪,刘伯承,邓小平。前两位,都是将军,受封元帅。林与刘沉默,大抵出于天性,以及身为军事家的冷静;但邓的沉默,则是后天性的,因为经历了政治风浪,感知人世险恶,出于自保,才终于意识到,“沉默是金”。



邓小平的性丑闻

林彪与刘伯承沉默寡言,也清心寡欲。邓小平沉默寡言,却内在骚动。1959年,中共高层召开“庐山会议”,权力斗争空前激烈,结果,为民请命的彭德怀,惨遭清洗出局。一场恶斗,庐山天昏地暗,中共领导人中,唯独邓小平没有现身。

原来,在此之前,邓小平因打台球摔断了腿,被迫留在北京医院的病房,幸运地躲过了庐山风波。但,隐身病房的邓,并不安分,竟与一女护士勾搭,还让这名护士不慎怀孕。这名护士肚子大起来,使奸情败露。邓的发妻卓琳闻讯发怒,亲自赶走这名护士,并强制她堕胎。对此丑闻,文革中,曾有红卫兵揭露。


1994年,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美国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其英文版中,记载了邓的这段丑闻;但出中文版时,却删除,大概因为,那时,邓还在世,李志绥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不敢在中文版中披露这一丑闻。




善于认错,三落三起

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邓小平三次倒台,又三次复出,称为“三落三起”,创下奇迹。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一齐打倒,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全国批判“刘邓路线”。邓成为第二号反面人物。刘被迫害致死,因为他并不认错;邓却存活下来,因为他认错,尤其会写检讨书。


1968年,邓小平在自述中写道:“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作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68年,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因父亲倒台的连累,遭受群众批斗,他被关押到一间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验室。他试图踩着四楼墙外的水管逃走,却坠落楼下,导致脊骨严重受损,下半身瘫痪。文革后,邓小平掌权,给这个下肢瘫痪的儿子安排了一个残疾人所能拥有的最高职务:“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与对待刘少奇不同,毛泽东没有让邓小平遭受批斗或虐待,只是撤消他的全部职务

,下放到江西省。从1969年起,邓小平及全家居住在南昌市郊区一栋小楼里,邓被命令每天到附近工厂参加几小时劳动。有意思的是,邓曾在法国学会的钳工手艺,在这个时候,居然又派上了用场。


1972年,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邓希望毛能让他重新工作,为此,邓写道:“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邓能认错、服输、表忠心,让毛原谅了他。果然,1973年,毛同意恢复邓的工作,让他出任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毛的考虑之一,是让邓小平牵制周恩来,抵消周的声望。后来,邓未能与毛夫人江青处理好关系,1976年2月,病重的毛,再次将邓打倒,并发起运动,批判邓的“右倾翻案风”。




恩将仇报,整垮华国锋

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掌权,邓又想复出,写信给华,吹捧道:“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在信尾,邓高呼:“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华国锋犹豫未决,邓又给华写信,用最诚恳的语气说:“我们都老了,你还年轻,我们要辅佐你到二十一世纪。”邓这么说,是要让华放心,自己只是想出来工作,绝不会夺华的权。


华国锋顶不住叶剑英等人的压力,对邓小平输于防范,终于同意让他出来工作,恢复了邓的副主席和副总理职务。这一来,等于放虎归山。几年后,这个宣誓要“辅佐”华主席“到二十一世纪”的邓小平,竟然夺了华主席的权,反而让华“靠边站”。中南海里,华邓之间,上演了现代版的“农夫与蛇”和“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


复出之初,邓小平故作低调,保持副主席和副总理的头衔。华国锋继续担任党政军最高职务。俗话说;“姜是老的辣”。邓以退为进,暗中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经过人事重组、巧夺军权、会议突袭等手段,排挤华国锋。


华国锋和邓小平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华的提法是“抓纲治国”,邓的提法是“改革开放”。邓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还是“抓纲治国”。换言之,不论“抓纲治国”,还是“改革开放”,都是某种政治表述。只是,邓的表述比华的表述更技巧、更高明。后来,邓指控华固守“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邓自己固守“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

内容一致,表述不一,也是中南海权力斗争的诡诈。邓师从毛,深谙此道。以“路线斗争”为名,而行权力斗争之实,是中共党内百演不休的戏码。邓用了自己的一套表述,把经济建设与经济改革的光环,都揽到自己头上。


邓为了把华赶下台,制造种种借口,甚至在经济建设上挑刺,找了个“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的借口,诿过于华。邓派还给华加了一个罪名:“反对邓小平复出”,如果华当真反对,邓也不可能复出。邓复出,华实在有恩于邓。恩将仇报,邓凭籍自己老辣的厚黑权术,前后运作四年,终于将华国锋推翻落台。


随后,邓以“军委主席”兼“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头衔,操纵实权,垂帘听政,党政最高领导人,都由他密室任命,视作傀儡;有所不从,即驱赶下台,毫不留情。邓晚年,前后干掉三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邓曾批评毛时代“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但他本人,也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这从一个侧面证明,邓继承了毛的专横秉性。




出访日本,为钓鱼岛埋下争端

1978年10月22至29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当时,名义上,邓的职务,仅仅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副主席,但邓的实际地位更高,已成为中共第一号实权人物,身为党主席的华国锋,仅仅是名义上的第一号人物。


在日本首相官邸,邓说:“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要团结;中日两国关系要和睦,要合作,这是10亿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邓拜会日本天皇时,表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


访日期间,邓小平曾举行了一场记者会,面对来自世界各国的四百多名记者。一位日本记者问到尖阁诸岛的归属问题。邓表情阴沉地回答:


“尖阁诸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


邓小平的这番话,有几层含义。其一,承认日中在尖阁诸岛归属问题上各有立场。这为日后的争端升级,埋下了后患。其二,说“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这里的“有些人”,可能指日中任何一方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比如记者,或大中华地区的所谓“保钓人士”,但更可能指后者,因为,只有“保钓人士”的立场,才算得上“挑刺”。(中国称尖阁诸岛为钓鱼岛,保钓,就是保卫钓鱼岛的意思。)


这就难怪,之后很多年,中国官方冷淡“保钓人士”,如果在中国大陆出现“保钓人士”或“保钓团体”,中共立即予以打压、取缔、监控。其三,所谓“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而“达不成一致意见”,是一个假装谦虚的说法,不过,对照这个说法,今天的中国政府,似乎更缺少智慧,不仅无法与日方达成一致,还剑拔弩张、随时准备大打出手。邓所说“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聪明”,仿如一个讽刺性的预言:下一代更愚蠢。




为夺军权,发动中越战争

1979年2月,邓小平调遣二十万中共军队,入侵越南。一个月间,中国军人阵亡二万多人,伤者无数,惨败而还。而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由中共指使和纵容的柬共(红色高棉),屠杀了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也包括中国和越南侨民。越共以保护越南侨民为由,挥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顺带将柬埔寨民众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中共出兵越南,意在报复越共,力挺柬共。


多年后,红色高棉土崩瓦解,其余党交由国际法庭审判。证明,邓小平武力进攻越南,不仅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且在政治上输得精光。邓挑起中越战争,实际暗藏其个人目的:通过调兵遣将,从华国锋手中夺取军权,为日后排挤华、大权独揽,预先布局。这等声东击西、顺手牵羊的厚黑手段,古时并不鲜见,可惜华无从察,平白落入邓的圈套。老而奸诈,邓小平酷似三国时代的司马懿。


无数年轻人的生命,白白充当了邓小平权力斗争的炮灰,连“改革开放”后的花花世界都还没有见识,就长眠异域。后来,中越休战,中共与越共都不再提起那场战争。两国年轻军人的血,等于白流。




保毛泽东,给中国留下后患

文革后,中共反思。鉴于毛泽东是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党内否定声音极大。邓小平却力排众议,全力将毛保下。宣称对毛要“三七开”,即, 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原来,邓有机会在党内崛起,全赖于毛的栽培;即便在文革中,邓被毛打倒,毛依然对邓网开一面,免其遭受肉体摧残;文革后期,毛重新起用邓,邓感恩涕零;毛临死前,再次将邓打倒,但并未赶尽杀绝,有意留了一手:“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对于邓,恩大于仇。


邓保毛,厚黑手法是“清君侧”,所谓“皇帝无辜臣有罪”,邓把毛的罪行,悉数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以至于,江青不服,在法庭上叫屈:“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毛泽东之罪恶,远远超过斯大林。赫鲁晓夫勇敢否定斯大林,为苏联巨变预留前奏;邓小平死保毛泽东,为中国专制延续和屠杀再起,埋下伏笔。


1980年,中共重评1950年代的“反右运动”,那个“反右运动”,乃毛泽东策划、邓小平主持,于是,又一次地,邓出于私心,坚持对“右派”不予平反,只予“改正”。声称当年“反右”是“必要的”,仅仅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邓亲自裁定,仍将近百位知名人士、一万多知识分子,保留为“右派”,“不予改正”,留下尾巴。在政治上,邓与毛,其实一脉相承。


所谓“反右运动”,指的是,1950年代,毛泽东整肃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1957年,毛引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古语,号召民众“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还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时间,国内知识分子大喜过望,国际上也泛起“中共要搞民主”的幻想。在中国政府的一再动员下,果然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发言,或者写文章,指出共产党的缺点,批评共产党的政策。


几个月后,毛泽东突然翻脸,倒戈一击,把“为党建言”的知识分子,共计55万余人,统统划成“右派”,加以整肃。打入另册的,还包括“中右分子”、“反动分子”等,共计160多万人。其中,有人被迫害致死,有人被打入大牢,大多数人则被下放劳改。


毛泽东公开承认,他搞的这一套,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他洋洋自得地炫耀:这是钓鱼手段;让毒草长出来,再除掉毒草;引蛇出洞。当时,身为书记处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竭力赞成毛“引蛇出洞”的权谋,积极配合,狠狠整治“右派分子”。


实际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些知识分子,并非什么“右派”,早先都是左派,货真价实的左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当年从“国统区”(如上海)投奔“解放区”(如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满怀“解放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却落入红色独裁者的圈套。




中南海的“补锅匠”

有人说“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其实,邓改变的,只是毛的文革路线。毛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镇压民众,迫害异己,连邓本人,都一度沦为受害者。连毛认定的“老实人”华国锋,都已改变毛路线,邓改变毛的极端路线,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


毛死后,中共对民众“松绑”,允许搞经济,完全是形势使然。中共高层中,任何有机会在毛死后主政者,都会抓经济,绝非邓一人而已。因为,他们深知,只有重提经济建设,才可能挽回毛破坏中国几十年之后丧失殆尽的人心。


李宗吾《厚黑学》中归纳的厚黑“二妙法”,其中之一,称为“补锅法”。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家中锅漏,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用铁皮刮锅底,乘着主人转背之际,用铁锤在锅上轻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主人转来,补锅匠指与他看:“你这锅,裂痕很长,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喜道:“不错!今天不遇着你,我这锅恐怕不能用了。”李宗吾推论:“中国变法,有许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坏来医。”即为“补锅法”。


毛泽东声称:“大破大立。”“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邓二人,曾在反右运动中,配合默契。而中共当政史,俨然就是毛的破坏加上邓的改革,一部组合史,一出双簧戏,正合厚黑学的“补锅法”。毛砸锅,邓补锅。邓一声“改革”,彷如“救世主”再现。

当今中国,早已有毛制造的大饥荒和文革垫底,对照之下,其后的任何天灾人祸,都不足为道。老百姓情况再糟,也落不到大饥荒和文革那等地步。在一些人的错觉中,一切都在“进步”。即便6月4日那天杀了人,6月5日不杀了,也能被当成“进步”。之后再杀,又再从头“进步”。邓精通愚民术,一句“一切向前看”(被民间戏称为“一切向钱看”),仅仅变砸锅为补锅,中共累累罪恶,就似一笔勾销。而实际上,这个“进步”,和之前的那个“落后”,都是邓小平和毛泽东的人为制造。


毛邓二人,虽晚年反目,但在中国的舞台上,犹如一个唱了黑脸,一个唱了白脸。毛搞文革,把坏事做绝;邓否定文革,把好话说尽;一个制造极端,一个扭转极端,人心自然不难收拾。尤其,平反被毛打倒的老干部,为邓徒增党内声望,收揽党内人心,这一招最灵。


这等宫廷戏码,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前朝皇帝株杀大臣,后朝皇帝平反昭雪,一杀一抚,王室反趋安稳。比如南宋时期,宋高宗枉杀岳飞,宋高宗的儿子、继承人宋孝宗却为岳飞平反。宋孝宗为岳飞昭雪之日,宋高宗还在世,并且是“太上皇”,可见父子两人的默契。


借否定文革,邓小平竟通过“修改宪法”,取消民众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进而取消工人罢工权利。邓对文革的“反思”,就是干脆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便不难理解,“六四”前后,邓动辄把民主潮流与文革动乱相提并论的混乱逻辑。原本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发动了破坏性文革,邓反其道而行,竟然将毛的罪责,巧妙而卑鄙地转嫁到中国民众头上,要中国民众为共产党的胡作非为买单。这就是邓小平的厚黑经:“变坏事为好事”。


中共起家,宣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动辄发动罢工,对抗当时的国民政府,岂料,中共当政,竟“立法”取消工人罢工权利。这只能证明,中共政权,比从前的任何政权都更专制、更独裁、更反动。


有人说“邓小平挽救了中国”。但邓挽救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共。邓晚年定位,就是一个挽救中共的“补锅匠”。



短视的经济政策,留下后遗症

今日中共领导人,声称“高举邓小平理论”。然而,对经济建设,邓既无思想,也无理论,只有实用主义,他的提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名言是“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临时拍脑袋”的人治思维,给中国社会留下无穷隐患。各地建设,并无目标,缺少规划,单凭长官意志,一时兴起。凡事一哄而上,比如,一窝蜂地圈地,一窝蜂地搞开发区,一窝蜂地建桥修路……


邓高喊“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在没有解决权力监督的前提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富起来的,自然就是中共权贵及其亲属。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为高干子弟。贫富分化,贫富悬殊,社会仇富心态,都是邓那一句话惹的祸。有的贪官入狱,甚至还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邓语录,对抗审讯,彷如反讽。


邓号召“先富起来再说”。各地争指标、拼数字,从毛的政治大跃进,一步跨入邓的经济大跃进,由此衍生出种种后遗症,官场腐败,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按邓的口头禅,所有问题,都“留给后人”。几十年下来,中国社会白白错过本应由制度改革做起的有序演进。


1989年,中国学生在天安门抗议,呼喊“反对腐败”,邓小平用机枪和坦克回答学生。如今,中国的官场腐败,百倍、千倍地加剧。高官贪腐,数额动辄达到数十亿、数百亿。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贪污900亿;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贪污200亿;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香港洗钱100亿……几乎所有官员,从政治局常委到基层干部,都加速向外国转移他们的财富、子女和家属。他们深知,他们正在洗劫这个国家,心底完全没有安全感。


中国的环境污染日益恶化,笼罩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雾霾,成为中国特色的风景。因为雾霾严重,网络上流传两个毛泽东左派的对话。一个说:“我怀念毛主席,但是,我去到天安门广场,却已看不清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另一个说:“那算什么?我也怀念毛主席,但是,我就在手心上摊开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也看不清那上面的毛主席像啊!”


中国人道德沦丧,比如,大量生产黑心食品,祸害本国和他国人民。当代中国人,心中只有自我、只有钱,对他人和社会漠不关心。2011年10月13日,发生在广东省佛山市的“小悦悦事件”,全息曝光了中国人的自私自利和冷血无情。一个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女童,连续遭两部汽车碾轧;这两部汽车的前轮、后轮,把小悦悦一共碾轧了四次;7分钟内,18个行人路过现场,却都见死不救、熟视无睹;直到第19个人,一名捡垃圾的妇女,才将这个血淋淋的小生命抱起。小悦悦送医后,不治身亡。




中国民主化,就会天下大乱?

常常听到一种疑问:“如果中国民主了,会不会大乱?”另一种疑问更耸动:“如果中国民主了,中国人会不会大量外逃?其他国家怎么办?”提出这类疑问的理由,都是:中国太大,人口太多。


上述疑问,相当程度上,都是中共宣传机器蓄意制造和散布的谬论,始作俑者,就是邓小平。


1979年,邓与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会见,卡特对中国人出入境权利表示关注,邓竟这样回答:“你想要多少中国人?一千万,还是两千万?我都给你们。”不通中国厚黑术的卡特,顿时语塞。


美方当然不存在向中国要几千万人的动机,那不过是邓自己的戏言。这番对话的背景是:邓访美的,向美国讨要“最惠国待遇”,卡特回答:依据美国法律,只有那些保障公民出入境权利的国家,才有可能获得美方的“最惠国待遇”。


邓小平顾左右而言他,故意回避一个事实:在此之前,毛时代,尤其文革间,中国人被完全剥夺出入境权利,有海外关系者,动辄被污为“英美特务”、“里通外国

”,以至于,根本不敢与海外亲人联系。邓的说法,也是要吓唬外国人:一旦中国开放,中国人就会大量外逃,看你们这些国家吃不吃得消?


事实上,正是在那次邓访美后,中国重现留学潮。邓表面上嘴硬,却在美方压力下,重新打开了被关闭三十年的中国留学大门。有些中国留学生对邓小平感恩,其实,他们不如对卡特感恩,因为,如果没有美国卡特政府的压力和关注,中共的闭关锁国,还不知要持续多少年。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外国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这“500个特权家庭”,大约包括7名或9名政治局常委、25名政治局委员、205名中央委员、上两代元老及其后人。比如,前总书记江泽民家族,垄断了中国电信行业;前总理李鹏家族,垄断了中国电力行业;前总理温家宝,垄断了中国保险行业;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家族,垄断了中国石油行业;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家族,通吃中国私募基金……


在四川民间,有人把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反过来唱,变成了讽刺邓小平的《西方黑》(邓出生于中国西部的四川省):“西方黑,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矮佗,他为自己谋幸福,他叫人民各顾各……”




“六四”屠城,自毁一生

当初保毛时,邓说:毛主席功大于过,是三七开(或七三开)。随后又自谦道:我不如毛主席,最多四六开(或六四开)。一语成谶,邓小平果然毁于“六四”。


1989年,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调动共军主力的三分之一、总计三十多万军队,开入北京,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火,血腥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在邓的极端命令下,解放军用坦克碾压民众、用机关枪扫射民众,北京街头,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又称“天安门事件”。


“六四”前,1989年5月间,赵紫阳到邓小平处,提出要与学生对话,增加政治透明度。邓却回答:“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得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邓小平这招厚黑术,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意在应付、麻痹赵紫阳,重演了三国时“司马懿诈病赚曹爽”那一节(三国时,魏国皇帝曹睿病重,任命魏室宗亲曹爽为大将军,掌握军权,与太尉司马懿共同辅佐年仅八岁的皇太子曹芳。司马懿想篡权,假装年老多病,欺骗曹爽。曹爽果然不提防。有一天,趁曹爽出城,司马懿突然发动政变,夺取了军权,从此控制朝廷。后来,司马家取代了曹家,建立晋王朝)。


实际上,依靠武装起义起家,并经历中共武装夺取争取政权的邓小平,一遭遇反对,首先想到的,就是枪杆子。早在1986年冬天的学潮后,邓就发话:“我们不怕流血。”而那场学潮,是那般平和,且自动消退。邓“流血”之言,透出腾腾杀机,着实令人吃惊。之后,凡闻学生上街,邓就思谋戒严或军管,下意识地把手搁到枪把上。


邓小平对解放军下达屠杀令,实际是下了一道赌注,能不能赌赢,他心中没底。所以,邓同时准备了一架军用直升机,如果镇压失败,就带领全家,出逃到巴基斯坦,在那里寻求庇护。侥幸的是,邓赌赢了,镇压成功,他无须出逃。


“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这是天安门事件前夕,邓小平抛出的一句狠话。这句狠话的厚黑成分,在于,表面上为了国家稳定,实际是为了政权稳定。而这句狠话的另一层含义,却事关邓小平的个人私欲,至少让他自己安度晚年。“任我生前荣华富贵。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邓内心深处,迷信的,仍然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那句经典名言。


1984年,中国大学生曾高举“小平您好”的标语牌,邓喜不自胜;1989年,中国大学生却高举“小平下台”的标语牌,邓勃然大怒。手握权力宝剑,邓大人喜怒由己、生杀任意。邓大人安度了晚年,其代价,却是成百上千的学子头断血流,成千上万的精英被投入黑狱,千百个家庭陷入丧失亲人的痛苦。作为“六四”屠城的元凶,邓小平被牢牢钉上了历史耻辱柱。


“六四”后,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邓小平,还试图洗白自己,曾通过其女儿邓榕之口,说出“人民啊,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你们。”心肠之黑,脸皮之厚,无以复加。试问:世上哪有儿子杀父母的道理?须知,轼父轼母,不论古今,都是逆天大罪,其罪当诛!


一出“六四”屠城,就足以抹煞邓小平的一生。邓临死,就只能吩咐,不留骨灰,撒入大海。邓此举,是效法周恩来。但,同是惧怕鞭尸扬灰,周是惧怕毛泽东,邓则是惧怕老百姓。


1989年,因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苏联已经迈向“透明度”与“公开化”,东欧各国亦酝酿民主巨变。然而,是年中,中国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却遭到坦克与机枪的血洗。镇压毕,邓小平放话:“这场风波迟早会到来,是由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决定的。”这等于公开承认,他偏要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明知故犯。半年后,东欧诸国解放,先后建立民主;两年后,苏联解体,分解出的俄罗斯等15国,纷纷跨入民主行列。而中国,却经历着可耻的停滞与倒退。




中国的末代皇帝

有人一度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生前留下的录音中直言:邓小平谈民主,“不过是空话。”有人评说,邓小平才是“中国的末代皇帝”。事实上,华国锋结束了毛式“一言堂”极端专制政治,开创了相对宽松的党内民主与社会和谐。但好景不长,数年间,邓小平以厚黑权术挤掉华国锋,悍然复辟毛式“一言堂”极端专制政治。邓自称是继毛之后的“第二代核心”,从此,一切由他说了算。


1992年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突然效法毛泽东,到中国南方巡视。当时,他不满主政的江泽民、李鹏等人,认为他们“太左”、太保守、不思改革。邓提示:“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巡视广东等地,就像当年的毛一样,一路走,一路骂,并放出重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知情人透露,当时,邓小平有意罢黜江泽民、李鹏而重新起用赵紫阳,正如毛晚年重新起用邓小平一样。但江李等人,防范甚紧;那时的邓,也已身无公职,连军委主席都不是;加之,邓南巡回京后,突感身体不适、健康不支,邓想干预政局,也有心无力。邓的左右也担心,重新起用赵,可能上演毛死后、邓复出翻案的旧戏,因而竭力劝止。


另传,邓南巡时,也曾考虑用乔石(时任政法委书记)取代江泽民,民间于是有“江落石出”的隐语。邓犹豫,且气魄不如毛,念起又念落。一场可能改变中国命运的转折,终未显现而胎死腹中。毛邓结构,未能被复制成邓赵结构,铸成中国历史的憾事。


近代中国前进步伐,总是落后于国际,甚至反其道而行。且看一百多年前,中国戊戌变法之失败,对比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上世纪初中华民国之挫折,对比世界诸国宪政民主之巩固;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之失败,对比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的瓦解。


中国之大不幸,仅仅因为一个老人。仅仅因为,他,要开历史倒车。又仅仅因为,这个老独裁者的寿命还有若干年,大权独揽,他做得到他想要做的事。1956年,这个老人是毛泽东;1989年,这个老人是邓小平;如今还有一个老人,是江泽民。

连续废掉三任党主席或总书记的强人邓小平,留给中南海的残局,便是:邓之后的任何继任者,都属于弱势,都要花很长时间去巩固权力,几乎长达整个任期,于是,无心作正事

;待权力巩固之后,任期已近结束,无心再有作为。换一届当政者,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