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请愿，一律被定性为“暴力”
中共把维族人上街，定义为“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而不是“打砸抢烧杀暴力犯罪事件”，如果当真是维族人首先制造了血腥，那么，中共的定义里，绝对少不了一个“杀”字。无意间泄露：这一出“杀”剧，未必由维族人主导。
其实，中共对抗议事件的定性定义，历来颇有文章。汉族地区发生抗议，不管有无打砸抢烧杀，一律被中共淡化称之为“群体性事件”，比如，2009年6月，先后发生在江西南康的万人抗争、湖北石首的5万人暴动，均有砸烧车辆楼房的暴力，但中共仅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即便是极端血腥暴力的“6.26”广东韶关事件，中共也仅仅称之为“群殴事件”，而避称“暴力犯罪事件”；同年7月24日，即新疆7.5后不久，吉林发生“通钢事件”，总经理被民众当场围殴致死，当局仅称“群体性事件”。
少数民族地区发生抗议，则一律被中共定义为“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或“打砸抢烧杀暴力犯罪事件”，哪怕这些少数民族，仅仅是和平请愿；即便没有“打砸抢烧杀”，中共也要制造出“打砸抢烧杀”，利用刑事罪名，扭曲民族问题。
中南海把“7.5”新疆事件定性为“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并在电视等媒体上一边倒地进行仇恨宣传：维族人杀汉族人。于是，两天之后，7月7日，数万汉族人手持木棍和铁棒上街，见维族人就打，见维族人的商店就砸，当局仅用催泪弹驱散，官方喉舌对这些汉人的举动未予谴责，也未定义为“暴力犯罪”。王乐泉出面对这些汉人喊话，甚至称他们为“同志们”。
双重标准，两面手段，反映中南海何其面厚心黑，也反映他们骨子里极端的种族主义。长期的妖魔化，在汉人面前，中共已经把藏人或维吾尔人塑造成“野蛮人”，暴力的化身。无形之间，养成汉人的偏见，埋下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的种子。
人们曾指望，20年间，中共领导人转换头脑，面对民众抗议，由镇压变疏导。然而，中南海杀心未改，“改进”的，只是镇压手段，更快速更有效，无须由抗议像1989年北京那样，持续近两个月；也无须由抗议像2008年拉萨那样，持续近一周；乌鲁木齐的抗议几乎才刚刚开始，中共就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动手抓人，开枪杀人，可谓“从重从快”。
连国际上都反应不过来，世界主要媒体都仅能简要报道，而让局外人不明究里，这正是中共快速镇压所要达到的效果：绝不让事态迁延时日，曝光于国际，形成国际舆论，招致谴责。快速镇压之后，如何定义和描绘事件，就只能由中共一家说了算。为此，国际人权组织呼吁：就事件展开独立、公正调查。中南海避而不答，只管自说自话。
·王乐泉与张庆黎：杀人魔王，腐败巨蠹
新疆出事后，胡锦涛放弃G8峰会，从意大利仓惶返国。对此不寻常举动，外界有诸多猜测，或曰事态严重，超过胡的想象；或曰数万汉人上街，大出胡的意外。但最大的可能性却是，胡锦涛中途折返，专挺王乐泉，防中共高层因分歧而分裂。
王乐泉与胡锦涛关系，最早的渊源，要追溯到八十年代，王任职于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期间。1991开始，王调任新疆，先任副主席。1995年，王出任新疆第一把手。因严打“三股势力”有功，2002年，被擢升为政治局委员。王主政新疆，迄今长达18年，任该区第一把手，也已超过14年，大大超过通常的10年任期。
王乐泉副手、同属“山东帮”的张庆黎，于2005年调任西藏，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标志着，胡赏识王、张两人在新疆的高压手段，希望张把“新疆经验”带到西藏。从那时起，新疆、西藏两大自治区都落入“山东帮”之手。张也曾在共青团中央任职。王、张两个“山东帮”，也大抵兼属胡的“团派”。
张入藏后，果然不负胡所望，对藏人用尽高压、恐吓手段。2008年3月，张庆黎以屠杀政策，镇压藏人和平情愿，是对1989年胡锦涛在拉萨血腥镇压一出的复制，也是2009年“7.5”新疆事件的预演。
说起来，新疆惨案，又与腐败相关。眉心上长了一颗硕大肉瘤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号称“新疆王”，不仅是杀人不眨眼的残暴魔王，而且是利欲熏心的腐败巨蠹。此人任职期间，视新疆为摇钱树，为个人、家族和“山东帮”牟取暴利。王以“对口援疆”为名，将新疆项目几乎尽都批给山东企业，当地人议论：“山东在新疆就是个免检标志”。据知，连宝贵的天山水资源，都被王的女儿所控制。
新疆建设项目众多，如果就地设厂，一可利用新疆原本就有的丰富资源，二可促进当地人、尤其维族人就业，但王乐泉却舍近求远，“连砖头都从山东运进”。 就在韶关事件次日，2009年6月27日，山东、新疆签署“两省区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大难当头，王乐泉和“山东帮”却只顾进一步控制新疆经济命脉。
张庆黎任职新疆期间，一直兼任“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总经理”，公然违背中共有关“党政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的基本规定，以“建设兵团”为后盾，垄断新疆经济。数十年里，在西藏、新疆的“经济发展”中，汉人官商集团大获其利，当地原住民，藏族人，维族人，都被边缘化，沦为贫富分化中的贫困一极。这恰恰是西藏、新疆相继出事的源头之一。
北京民间组织“公盟”，因深入调查西藏问题、向中南海客观反映当地实情，温和而恳切地希望中南海调整治藏政策（也影射治疆政策），不料，竟于“7.5”新疆事件后，惨遭胡锦涛为首的团派报复：“公盟”被查抄，负责人许志永被捕下狱。
从“6.26”韶关事件到“7.5”新疆事件，胡锦涛听任广东、新疆两地官僚的三重不作为：韶关事件何等惨烈，汉人围殴维人一夜，造成维人两死、近百人伤，韶关警方不作为；之后，在新疆，围绕韶关惨案，维族人议论纷纷，愤愤不平，酝酿举事，虽频繁接到民间报告，10日内，新疆当局不作为；7月5日夜，维人和平情愿讨说法，中共出动军警，抓人，开枪，先镇后暴，“暴力”持续一夜，近两百人惨死、数千人受伤，被祸及的汉人，也怒指当局不作为。
其实，地方当局的不作为，就是中共中央当局的不作为。于是，不难理解，面对如此乱局、如此惨重的人员死伤，事后，在相当时期内，从韶关市到广东省，从乌鲁木齐市到新疆自治区，竟无任何官员引咎辞职，也无任何官员受到“中央”处分。直到两个月后，新疆又发生引人恐慌的“针刺”事件，众怒难犯，中南海才勉强将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和公安厅长免职。但应负主要责任的“新疆王”王乐泉依然高高在位（直至2010年4月，才以升代免）。“问责制”何在？原来，腐败与屠杀，都在胡锦涛的庇护之下。
コメン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