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厚黑學》之五十七《2009,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中)



·少数民族请愿,一律被定性为“暴力”

中共把维族人上街,定义为“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而不是“打砸抢烧杀暴力犯罪事件”,如果当真是维族人首先制造了血腥,那么,中共的定义里,绝对少不了一个“杀”字。无意间泄露:这一出“杀”剧,未必由维族人主导。

其实,中共对抗议事件的定性定义,历来颇有文章。汉族地区发生抗议,不管有无打砸抢烧杀,一律被中共淡化称之为“群体性事件”,比如,2009年6月,先后发生在江西南康的万人抗争、湖北石首的5万人暴动,均有砸烧车辆楼房的暴力,但中共仅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即便是极端血腥暴力的“6.26”广东韶关事件,中共也仅仅称之为“群殴事件”,而避称“暴力犯罪事件”;同年7月24日,即新疆7.5后不久,吉林发生“通钢事件”,总经理被民众当场围殴致死,当局仅称“群体性事件”。

少数民族地区发生抗议,则一律被中共定义为“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或“打砸抢烧杀暴力犯罪事件”,哪怕这些少数民族,仅仅是和平请愿;即便没有“打砸抢烧杀”,中共也要制造出“打砸抢烧杀”,利用刑事罪名,扭曲民族问题。

中南海把“7.5”新疆事件定性为“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并在电视等媒体上一边倒地进行仇恨宣传:维族人杀汉族人。于是,两天之后,7月7日,数万汉族人手持木棍和铁棒上街,见维族人就打,见维族人的商店就砸,当局仅用催泪弹驱散,官方喉舌对这些汉人的举动未予谴责,也未定义为“暴力犯罪”。王乐泉出面对这些汉人喊话,甚至称他们为“同志们”。

双重标准,两面手段,反映中南海何其面厚心黑,也反映他们骨子里极端的种族主义。长期的妖魔化,在汉人面前,中共已经把藏人或维吾尔人塑造成“野蛮人”,暴力的化身。无形之间,养成汉人的偏见,埋下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的种子。

人们曾指望,20年间,中共领导人转换头脑,面对民众抗议,由镇压变疏导。然而,中南海杀心未改,“改进”的,只是镇压手段,更快速更有效,无须由抗议像1989年北京那样,持续近两个月;也无须由抗议像2008年拉萨那样,持续近一周;乌鲁木齐的抗议几乎才刚刚开始,中共就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动手抓人,开枪杀人,可谓“从重从快”。

连国际上都反应不过来,世界主要媒体都仅能简要报道,而让局外人不明究里,这正是中共快速镇压所要达到的效果:绝不让事态迁延时日,曝光于国际,形成国际舆论,招致谴责。快速镇压之后,如何定义和描绘事件,就只能由中共一家说了算。为此,国际人权组织呼吁:就事件展开独立、公正调查。中南海避而不答,只管自说自话。


·王乐泉与张庆黎:杀人魔王,腐败巨蠹

新疆出事后,胡锦涛放弃G8峰会,从意大利仓惶返国。对此不寻常举动,外界有诸多猜测,或曰事态严重,超过胡的想象;或曰数万汉人上街,大出胡的意外。但最大的可能性却是,胡锦涛中途折返,专挺王乐泉,防中共高层因分歧而分裂。

王乐泉与胡锦涛关系,最早的渊源,要追溯到八十年代,王任职于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期间。1991开始,王调任新疆,先任副主席。1995年,王出任新疆第一把手。因严打“三股势力”有功,2002年,被擢升为政治局委员。王主政新疆,迄今长达18年,任该区第一把手,也已超过14年,大大超过通常的10年任期。

王乐泉副手、同属“山东帮”的张庆黎,于2005年调任西藏,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标志着,胡赏识王、张两人在新疆的高压手段,希望张把“新疆经验”带到西藏。从那时起,新疆、西藏两大自治区都落入“山东帮”之手。张也曾在共青团中央任职。王、张两个“山东帮”,也大抵兼属胡的“团派”。

张入藏后,果然不负胡所望,对藏人用尽高压、恐吓手段。2008年3月,张庆黎以屠杀政策,镇压藏人和平情愿,是对1989年胡锦涛在拉萨血腥镇压一出的复制,也是2009年“7.5”新疆事件的预演。

说起来,新疆惨案,又与腐败相关。眉心上长了一颗硕大肉瘤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号称“新疆王”,不仅是杀人不眨眼的残暴魔王,而且是利欲熏心的腐败巨蠹。此人任职期间,视新疆为摇钱树,为个人、家族和“山东帮”牟取暴利。王以“对口援疆”为名,将新疆项目几乎尽都批给山东企业,当地人议论:“山东在新疆就是个免检标志”。据知,连宝贵的天山水资源,都被王的女儿所控制。

新疆建设项目众多,如果就地设厂,一可利用新疆原本就有的丰富资源,二可促进当地人、尤其维族人就业,但王乐泉却舍近求远,“连砖头都从山东运进”。 就在韶关事件次日,2009年6月27日,山东、新疆签署“两省区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大难当头,王乐泉和“山东帮”却只顾进一步控制新疆经济命脉。

张庆黎任职新疆期间,一直兼任“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总经理”,公然违背中共有关“党政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的基本规定,以“建设兵团”为后盾,垄断新疆经济。数十年里,在西藏、新疆的“经济发展”中,汉人官商集团大获其利,当地原住民,藏族人,维族人,都被边缘化,沦为贫富分化中的贫困一极。这恰恰是西藏、新疆相继出事的源头之一。

北京民间组织“公盟”,因深入调查西藏问题、向中南海客观反映当地实情,温和而恳切地希望中南海调整治藏政策(也影射治疆政策),不料,竟于“7.5”新疆事件后,惨遭胡锦涛为首的团派报复:“公盟”被查抄,负责人许志永被捕下狱。

从“6.26”韶关事件到“7.5”新疆事件,胡锦涛听任广东、新疆两地官僚的三重不作为:韶关事件何等惨烈,汉人围殴维人一夜,造成维人两死、近百人伤,韶关警方不作为;之后,在新疆,围绕韶关惨案,维族人议论纷纷,愤愤不平,酝酿举事,虽频繁接到民间报告,10日内,新疆当局不作为;7月5日夜,维人和平情愿讨说法,中共出动军警,抓人,开枪,先镇后暴,“暴力”持续一夜,近两百人惨死、数千人受伤,被祸及的汉人,也怒指当局不作为。

其实,地方当局的不作为,就是中共中央当局的不作为。于是,不难理解,面对如此乱局、如此惨重的人员死伤,事后,在相当时期内,从韶关市到广东省,从乌鲁木齐市到新疆自治区,竟无任何官员引咎辞职,也无任何官员受到“中央”处分。直到两个月后,新疆又发生引人恐慌的“针刺”事件,众怒难犯,中南海才勉强将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和公安厅长免职。但应负主要责任的“新疆王”王乐泉依然高高在位(直至2010年4月,才以升代免)。“问责制”何在?原来,腐败与屠杀,都在胡锦涛的庇护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