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厚黑學》之五十八《2009,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下)



·胡锦涛赴疆,姗姗来迟

这年8月下旬,胡锦涛前往新疆。那是震惊世界的“7·5”新疆惨案后,中共最高领导人首次踏上新疆土地。通常,在其他国家,尤其民主国家,发生人命关天的大事,国家最高领导人都会及时亲临现场,了解一线情况,或处理,或安慰。稍有迟缓,即可能遭到媒体炮轰、社会批评。胡到新疆,距“7·5”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半月。如此慢动作,足见在政治生态上,中国与文明国家的显著落差。

胡在新疆停留4天,考察地点,包括:北疆的昌吉、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和南疆的阿克苏。据中共官方喉舌之前报道,“7·5”事件中的所谓“暴乱分子”,主要来自南疆的喀什与和田地区,但,胡此行,却有意避开了这两个地区。对此,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拒绝深入“重灾区”的胡,并不是一个负责任、有胆略的领导人;其二,这两个地区仍然没有“稳定”下来,顾虑自身安全,胡不敢前往。

胡锦涛在新疆讲话,仍然将“7·5”事件归结为“境内外‘三股势力’的精心策划组织”,但首次没有提到“热比娅”这个名字。实际上,为了推卸治疆失败的责任,“7·5”事件一发生,中共中央和新疆两地宣传机器,就把矛头对准流亡美国的维族领袖热比娅,栽赃后者是“罪魁祸首”。中共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甚至爬上车顶,带头高呼“打倒热比娅”的口号。

中共的无端炒作,竟使热比娅“一夜成名”、“一夕走红”。热比娅紧接着连访数国,声势大涨。7月下旬,澳大利亚举办墨尔本电影节,播出反映热比娅生平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来自中共官方的电影,全数退出这次电影节,反衬热比娅纪录片的轰动效应。热比娅一举成为世界级名人,境内外维吾尔人,从此也有了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对此炒作效果,连中南海自己,都始料不及,不免心生后悔,这才开始淡化其抹黑指控。

胡锦涛在新疆发表“重要讲话”,样样三千字,竟毫无新意,通篇贯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等在邓小平时代就定下的调子。20年过去了,胡依然重复这些要点,究竟何意?如果说,这三条,是过去20年里,治理新疆的“三大法宝”,为何又酿出“7·5”事件这等大乱子?岂非证明,这“三大法宝”不灵?如果说,过去20年,新疆工作,没有按照这三条搞,岂不是说,把持新疆的王乐泉,阳奉阴违,与中南海唱对台戏?

胡锦涛毫无新意的“讲话”、毫无创意的“指示”,确切地证明,作为中共“第四代核心”,胡并无高招、别无他招。这恰恰是共青团干部的典型表现,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生搬硬套。不管出现什么新问题,不管面临什么新形势,只管到仓库里找旧兵器,拿出旧招式,使出“三板斧”,以不变应万变。胡思维,僵化到极点;胡立场,保守到极点。

果然,胡前脚刚走,新疆又发生“针刺”恐慌潮,近六百人遭遇不明针刺。数万汉人再度上街示威,寻衅报复。中共军警弹压,仅在9月3日一天中,就导致5人死亡、14人受伤。当局拒绝交待这些人的死因。


·中南海治疆,“穷得只剩下钱”

2010年5月,中共召开“新疆工作会议” ,这是继1月间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中南海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又一个大动作。会议主旨雷同,都是谈论如何把这两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搞上去”。

“西藏工作会议”,跟在2008年“3.14”事件所引发的西藏动荡之后;“新疆工作会议”,则跟在2009年“7.5”事件所引发的新疆动荡之后。从中可见中共政权的被动姿势。换言之,如果西藏不出事,就没有“西藏工作会议”;如果新疆不出事,就没有“新疆工作会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一个最保守、最被动、最偷懒的政府。

正如,有关新疆“第一把手”的调换。2009年“7.5”事件一发生,新疆内外,不论维汉,矛头都纷纷指向盘踞“新疆王”宝座长达15年的王乐泉,谴责其独裁、腐败、任人唯亲、公开网造利益集团,要求他“下课”。中南海对此,充耳不闻。迟至2010年4月,才勉强“换人做”。

此处,中南海传给民众的潜台词是:撤换,不是在你们的压力下,而是在我们的“部署”下。严格说来,王乐泉并非“下台”,而是调往中央,升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南海暗示:王乐泉的镇压,由中央背书;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政策,将继续下去。因为,“中央政法委”,就是共产党的最高镇压机关。

说王乐泉腐败,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整个中共集团,都腐败。潜规则在于,官场关系有没有处理好?如果像陈良宇那样,与胡锦涛对着干;或者,像早期的陈希同那样,与江泽民对着干;地方头目对抗中央大员,自然要拚个你死我活。反之,只要关系没弄坏,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自然会官官相护。

中共保政权,早有“一手硬一手软”之说。对付少数民族抗议,中共方面,硬的是暴力,软的是经济。即,一手抓武力镇压,一手抓金钱收买。通俗地说,就是,一手打,一手拉。

对付新疆,与对付西藏一样,撇开展示暴力的硬手段不提,中共的软手段,只剩下“发展经济”这一着棋。屡屡出事,对应药方,却仍提“发展经济”,不免使人费解:难道这三十多年来,没有发展经济?或者,发展了中国经济,却没有发展新疆经济?又或者,发展了新疆经济,却没有发展维族人经济?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共在新疆(或西藏)所推行的,是一套不折不扣的种族歧视政策。政治上,从上到下,第一把手,都由汉人充当,第二把手或者以下,才轮到维族人(或藏族人);经济上,让汉人“先富起来”,让维族人(或藏族人)先穷下去,人为制造汉维(或汉藏)两族的贫富分化。除此之外,更有宗教亵渎与文化灭绝。

即便说到“发展经济”,也是老一套,措施诸如,从“对口援藏”到“对口援疆”。岂不知,这些“援藏”或“援疆”项目,从来都是中共贪官的摇钱树?其中,有多少环节,其设计,本身就便于中共贪官上下其手。

经济手段,对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并非无所助益。然而,中共竟以为,只要“搞经济”,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问题却在于,经济手段本身,是否万能?对汉族人万能的(还未必),是否就对少数民族万能?中南海似乎仍然无知于,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对维族人(或藏族人)至关重要的生存意义;或者,对此,中南海并非不知情,却非要用共产党的无神论去扭曲、淡化维族人(或藏族人)的宗教信仰,妄以为,那是一剂最终能管用的洗脑秘方。

有一句名言,叫做“穷得只剩下钱”。对中南海而言,其治藏、治疆手段,除了铁血镇压,可真是,穷(困)得只剩下钱。

事实上,当今中共,整体“治国理念”,几乎就只是在“钱”字上做文章。经济至上,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把一个“钱”字,打造为全民信仰中心。其后果,一方面,是官场腐败空前,社会道德沦丧谷底;另一方面,是财富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厚积薄发。

古语道:“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中共治藏、治疆手段的本末倒置,为未来民族分裂,埋下深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