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赴疆，姗姗来迟
这年8月下旬，胡锦涛前往新疆。那是震惊世界的“7·5”新疆惨案后，中共最高领导人首次踏上新疆土地。通常，在其他国家，尤其民主国家，发生人命关天的大事，国家最高领导人都会及时亲临现场，了解一线情况，或处理，或安慰。稍有迟缓，即可能遭到媒体炮轰、社会批评。胡到新疆，距“7·5”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半月。如此慢动作，足见在政治生态上，中国与文明国家的显著落差。
胡在新疆停留4天，考察地点，包括：北疆的昌吉、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和南疆的阿克苏。据中共官方喉舌之前报道，“7·5”事件中的所谓“暴乱分子”，主要来自南疆的喀什与和田地区，但，胡此行，却有意避开了这两个地区。对此，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拒绝深入“重灾区”的胡，并不是一个负责任、有胆略的领导人；其二，这两个地区仍然没有“稳定”下来，顾虑自身安全，胡不敢前往。
胡锦涛在新疆讲话，仍然将“7·5”事件归结为“境内外‘三股势力’的精心策划组织”，但首次没有提到“热比娅”这个名字。实际上，为了推卸治疆失败的责任，“7·5”事件一发生，中共中央和新疆两地宣传机器，就把矛头对准流亡美国的维族领袖热比娅，栽赃后者是“罪魁祸首”。中共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甚至爬上车顶，带头高呼“打倒热比娅”的口号。
中共的无端炒作，竟使热比娅“一夜成名”、“一夕走红”。热比娅紧接着连访数国，声势大涨。7月下旬，澳大利亚举办墨尔本电影节，播出反映热比娅生平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来自中共官方的电影，全数退出这次电影节，反衬热比娅纪录片的轰动效应。热比娅一举成为世界级名人，境内外维吾尔人，从此也有了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对此炒作效果，连中南海自己，都始料不及，不免心生后悔，这才开始淡化其抹黑指控。
胡锦涛在新疆发表“重要讲话”，样样三千字，竟毫无新意，通篇贯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等在邓小平时代就定下的调子。20年过去了，胡依然重复这些要点，究竟何意？如果说，这三条，是过去20年里，治理新疆的“三大法宝”，为何又酿出“7·5”事件这等大乱子？岂非证明，这“三大法宝”不灵？如果说，过去20年，新疆工作，没有按照这三条搞，岂不是说，把持新疆的王乐泉，阳奉阴违，与中南海唱对台戏？
胡锦涛毫无新意的“讲话”、毫无创意的“指示”，确切地证明，作为中共“第四代核心”，胡并无高招、别无他招。这恰恰是共青团干部的典型表现，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生搬硬套。不管出现什么新问题，不管面临什么新形势，只管到仓库里找旧兵器，拿出旧招式，使出“三板斧”，以不变应万变。胡思维，僵化到极点；胡立场，保守到极点。
果然，胡前脚刚走，新疆又发生“针刺”恐慌潮，近六百人遭遇不明针刺。数万汉人再度上街示威，寻衅报复。中共军警弹压，仅在9月3日一天中，就导致5人死亡、14人受伤。当局拒绝交待这些人的死因。
·中南海治疆，“穷得只剩下钱”
2010年5月，中共召开“新疆工作会议” ，这是继1月间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中南海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又一个大动作。会议主旨雷同，都是谈论如何把这两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搞上去”。
“西藏工作会议”，跟在2008年“3.14”事件所引发的西藏动荡之后；“新疆工作会议”，则跟在2009年“7.5”事件所引发的新疆动荡之后。从中可见中共政权的被动姿势。换言之，如果西藏不出事，就没有“西藏工作会议”；如果新疆不出事，就没有“新疆工作会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一个最保守、最被动、最偷懒的政府。
正如，有关新疆“第一把手”的调换。2009年“7.5”事件一发生，新疆内外，不论维汉，矛头都纷纷指向盘踞“新疆王”宝座长达15年的王乐泉，谴责其独裁、腐败、任人唯亲、公开网造利益集团，要求他“下课”。中南海对此，充耳不闻。迟至2010年4月，才勉强“换人做”。
此处，中南海传给民众的潜台词是：撤换，不是在你们的压力下，而是在我们的“部署”下。严格说来，王乐泉并非“下台”，而是调往中央，升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南海暗示：王乐泉的镇压，由中央背书；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政策，将继续下去。因为，“中央政法委”，就是共产党的最高镇压机关。
说王乐泉腐败，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整个中共集团，都腐败。潜规则在于，官场关系有没有处理好？如果像陈良宇那样，与胡锦涛对着干；或者，像早期的陈希同那样，与江泽民对着干；地方头目对抗中央大员，自然要拚个你死我活。反之，只要关系没弄坏，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自然会官官相护。
中共保政权，早有“一手硬一手软”之说。对付少数民族抗议，中共方面，硬的是暴力，软的是经济。即，一手抓武力镇压，一手抓金钱收买。通俗地说，就是，一手打，一手拉。
对付新疆，与对付西藏一样，撇开展示暴力的硬手段不提，中共的软手段，只剩下“发展经济”这一着棋。屡屡出事，对应药方，却仍提“发展经济”，不免使人费解：难道这三十多年来，没有发展经济？或者，发展了中国经济，却没有发展新疆经济？又或者，发展了新疆经济，却没有发展维族人经济？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共在新疆（或西藏）所推行的，是一套不折不扣的种族歧视政策。政治上，从上到下，第一把手，都由汉人充当，第二把手或者以下，才轮到维族人（或藏族人）；经济上，让汉人“先富起来”，让维族人（或藏族人）先穷下去，人为制造汉维（或汉藏）两族的贫富分化。除此之外，更有宗教亵渎与文化灭绝。
即便说到“发展经济”，也是老一套，措施诸如，从“对口援藏”到“对口援疆”。岂不知，这些“援藏”或“援疆”项目，从来都是中共贪官的摇钱树？其中，有多少环节，其设计，本身就便于中共贪官上下其手。
经济手段，对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并非无所助益。然而，中共竟以为，只要“搞经济”，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问题却在于，经济手段本身，是否万能？对汉族人万能的（还未必），是否就对少数民族万能？中南海似乎仍然无知于，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对维族人（或藏族人）至关重要的生存意义；或者，对此，中南海并非不知情，却非要用共产党的无神论去扭曲、淡化维族人（或藏族人）的宗教信仰，妄以为，那是一剂最终能管用的洗脑秘方。
有一句名言，叫做“穷得只剩下钱”。对中南海而言，其治藏、治疆手段，除了铁血镇压，可真是，穷（困）得只剩下钱。
事实上，当今中共，整体“治国理念”，几乎就只是在“钱”字上做文章。经济至上，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把一个“钱”字，打造为全民信仰中心。其后果，一方面，是官场腐败空前，社会道德沦丧谷底；另一方面，是财富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厚积薄发。
古语道：“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中共治藏、治疆手段的本末倒置，为未来民族分裂，埋下深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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