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邓小平会见达赖喇嘛的特使、也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亲口对后者说：西藏问题，“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中南海蓄意扭曲达赖喇嘛立场
但观今日中南海，却什么都不愿意谈。不论达赖喇嘛的立场，如何地趋向温和、再温和，从独立诉求到中间道路；从“和平方案”到“高度自治”；从“一国两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尽都充耳不闻，毫不领情。
据知，中藏谈判中的障碍之一是，中共方面，硬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南海明知，作为佛教徒，达赖喇嘛不可能附和中共说假话。达赖喇嘛认同“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已经体现莫大善意。中共故意出此难题，就是拒绝谈判的意思。
中南海无意与达赖喇嘛谈判，随处可以举例。例一，中共领导人动辄拿达赖喇嘛几十年前的立场来说事，比如，反复指控达赖喇嘛要求“中共撤军，停止汉人移民。
”其实，那是达赖喇嘛1987年的主张，中共避而不提达赖喇嘛自2002年以来的最新立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落实西藏的真正自治。李氏厚黑学中，总结一个“聋”字，中南海装聋作哑的功夫，堪称一绝。
例二，达赖喇嘛与印度人谈话，谦卑而幽默地称自己为“印度之子”，中共立即大做文章，利用其驻外特务机构《环球时报》，造谣说“达赖喇嘛要加入印度籍”，并借机说，这样，中国就没必要再与其对话。
中共硬要把“藏独”帽子死死扣在达赖喇嘛头上，闹出一个悖论：当1949年，西藏政府和人民均自认“西藏是独立主权国家”时，中共硬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当今日，达赖喇嘛认同“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时候，中共却硬说达赖喇嘛的立场是“藏独”。结果就是，西藏问题，“独立”不行，“不独立”也不行。
既然一条道路都走不通，这也就难怪，流亡藏人中，存在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弃独”温和派，也存在以藏青会为主的“独立”激进派。
中共的乖张表现，令外界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恰恰是中南海本身，需要“藏独”的存在。从夺取西藏，到奴役西藏，到逼出“藏独”，中共堪称始作俑者。而今，“藏独”，作为一个虚拟的名词，大量存在于中共的话语中，俨然中南海的偏爱。
在中共喉舌中，抗议中共的藏人，一律被称为“藏独分子”；同情藏人的中外人士，包括会见达赖喇嘛的外国领导人，一律被指为“支持藏独”；流亡藏人聚居地达兰萨拉，被称为“藏独大本营”； 象征自由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被称为“藏独旗帜”；表现西藏宗教与文化传统的歌曲，被称为“藏独音乐”……
“藏独”不离口，中南海的潜台词是：你最好主张独立，我方便树立民族主义大旗；没有了你这个“藏独”靶子，我怎么对中国民众宣称“爱国主义”？如果我不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又如何抵御民主与人权呼声？如果我抵挡不住民主化浪潮，又如何能保住我党既得利益和我等高官厚禄？
中南海死咬达赖喇嘛为“藏独”，国际社会固然明白，中南海此态，是无理取闹；但中南海此招，却仍然能蒙蔽中国民众，尤其能蒙蔽那些对西藏问题缺乏深究的普通民众。
中南海对达赖喇嘛，与其说是不愿意谈，不如说是不敢谈。中南海最怕的，就是达赖喇嘛以至柔克至刚，舍了疆土而赢了道义。因而用尽文革语言，竭尽对达赖喇嘛的诅咒。
中南海惧怕达赖喇嘛的道德力量。和平，宽容，善，这些词汇，对中南海而言，仿如紧箍咒，或如照妖镜。经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已经转型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利益集团，或曰，最大的腐败集团。
对比达赖喇嘛与中共领导人，至少有四大区别：前者每天讲真话，后者每天说假话；前者推广仁爱，后者痴迷暴力；前者布施宽容，后者散布仇恨；前者信守良知，后者追逐金钱。如此天差地别，又如何谈得拢？以中共之厚黑，对达赖喇嘛之善良，西藏问题如何能解？
北京自恃强权，坚拒与达赖喇嘛展开任何实质性对话，仅玩弄拖延战术，有意堵塞中藏和平协商之路。中南海对付达赖喇嘛的这一手法，犹如三国时司马懿对付诸葛亮。李宗吾于《厚黑学》中，曾论述：“诸葛武候，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著司马懿（只守不战的厚黑名家），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以达赖喇嘛的超凡智慧和崇隆威望，竟也难以逾越中南海厚黑集团之魔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