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死守政权，黑白两道
中南海争夺民主话语权
·独钟“新加坡模式”
中共建政，先是走俄国道路，以失败告终；后来搞“改革开放”，经济上学习亚洲“四小龙”，搞资本主义，略见起死回生；再后来，面临政改压力，中共取巧，企图以“新加坡模式”来应付。玩弄“牛步改革”，“慢慢来”，或者“慢慢不来”。
同是华人社会样板，中南海不提已经回归的香港，也不提它一心要“统一”的台湾，单提与“大中国”毫无关系、甚至与中国相距遥远的新加坡，其意何在？还不是因为：香港是自由社会，台湾是民主政体，意识形态上，与中共根本对立。中南海非但不敢提，更不敢学，避之犹恐不及。
所谓“新加坡模式”，即经济繁荣，政治保守：人民可享有财富康乐，却不得享受民主自由；所有法律，均有利于政府和执政党，不利于普通大众；人民惧怕政府，胜过惧怕任何黑势力。这等模式，正合中南海之意。
中南海钟意“新加坡模式”，乃是钟意其厚黑成分。该模式体现的，是新加坡执政党的自私：企图永久把持政权。中共效法这一模式，更是自私，宁以一党之私，误一国之前途。
·空谈民主，制造政改假象
除了温家宝在外访途中，对外国人大谈民主外，在国内，中共舆论也时不时制造话题，予人一种印象：中共也要搞民主。在2007年的“两会”记者会上，温甚至高谈阔论：要“推进 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而就在同年，中南海御用学者频频放话谈民主。“民主”一词，使用频率之高，一时令外界讶异。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被称为胡锦涛智囊的俞可平，公开论证“民主是个好东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则阐述“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
又有电视片《大国崛起》出炉，对“民主”与“人权”等词汇，并不避讳。该片强调重商主义、军事实力和国家威权，为当前中国内外境况及中南海政策寻找法理依据。片中论及九个大国崛起的种种要素，有些段落立论大胆。比如，说到英国，提到女王的宽容、议会的民主、《大宪章》的诞生、直到光荣革命带给英国的自由，似乎间接证明，这一切，都是英国成为“环球帝国”的基础。说到法国，提到法国大革命之后，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自由，平等，博爱，不仅成为法兰西文化遗產，也成为世界文化遗產，并载入《联合国》宪章。等于承认，这一思想文化成就，是法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渊源。
侈谈民主的同时，中共也做了一些姿态。姿态之一：让非中共党员出任政府部长。比如，任命一个叫万钢的人出任科技部长、一个叫陈竺的人出任卫生部长，并大肆渲染。然而，这些人，是共还是非共，令人疑惑。比如万钢，从争取万钢回国、到任命其为同济大学校长；从安排万钢担任“致公党”副主席，到擢升其为科技部长；一路都是中共栽培的痕迹。与其说万钢是“非中共党员”，不如说他是被有意留在党外的“中共党员”。万钢加入的“致公党”，是中共花瓶；万钢本人，也成为中南海花瓶。
如此双簧，早就是中共的拿手好戏。这不过是非共人士出任政府要职的第三波。第一波为中共建政初期，安排李济深、张澜、黄炎培等出任“副主席”、“副总理”；第二波是“改革开放”早期，安排荣毅仁出任“副主席”。胡锦涛的做法，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复古”，力图恢复半个多世纪前，中共任命“非中共党员”出任部长的“面子工程”。
胡本人，不时大谈“党内民主”，但语焉不详。在中共那里，一直有“民主集中制”的说法，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重提“党内民主”，暴露了中南海的心迹：只能谈“党内民主”，不能谈“党外民主”。换言之，这种“民主”，只是中共一党的专利，而与老百姓无关。
其实，知情人都了解，中共历史上，也就只有在“八大”时期、以及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13年里（1976至1989年），曾经表现一定程度的“党内民主”。由此可见，今日中南海所为，仅处在恢复“党内民主”阶段，完全谈不上发展民主。民主，意味着民众当家作主。故，严格说来，“党内民主”并非民主，不过是又一个厚黑术语。
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手里，“民主”与“政改”，都成了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比如，把任何政策调整或人事重组，甚至某种权力斗争，都冒充为“政改”，制造中共一直都在搞“政改”的假象。有的“政改”项目，甚至成为中国的负担，老百姓不可承受之重。
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沦为中南海的“老生常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先后推动5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律归于失败。就连“精简机构”这一条，都做不到，在“精简”的口号下，官吏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以至于，官民比例失调，达到历史性的数目：西汉时，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1 个官。
纵观中共历史，关于民主，说得多、做得少；言行不一，乃至言行相悖。四十年代，中共蜗居延安，为了迷惑美国人，曾大谈民主，并把“争民主”，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手段。一当政权到手，中共立即翻脸，毫不掩饰地宣布“我们就是要独裁”；五十年代，毛泽东与邓小平联手设计“阳谋”，以“大鸣大放”为诱饵，“引蛇出洞”，趁机划定百万右派，悉数铲除；“文革”期间，毛号召民间“造反”，但在对“造反派”充分利用后，却将其头目悉数投入监狱；毛曾经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动辄百万人，但在尽情利用了这些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之后，毛以“上山下乡”为名，将千百万红卫兵和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变相流放。
在中南海新一波民主高调中，包藏着另类“阳谋”，即：争夺对“民主”这个概念的话语权。中南海的意思是：你们西方能谈民主，我们中国也能谈民主；你们民运人士能谈民主，我们共产党也能谈民主；与其让你们去谈民主，不如让我们来谈民主；反正，对“民主”这个词汇，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大可混淆视听。说是“普世价值”，到了我中共这里，都可以叫做“中国特色”。一旦为自己贴上民主标签，中共的真实面目，就更具有迷惑性，可以对民众继续洗脑。
看来，组织御用文人，时不时来一篇文章或者炮制一部电视剧，制造“政改即将开始”的幻像，不过是厚黑手段之一：激人想象，吊人胃口。惟只说不练。雷声大，雨点小。空谈之间，中共政权之“稳定”，暗渡陈仓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