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厚黑學》之十四 中南海争夺民主话语权(上)

Updated: Apr 29, 2019

第四章 死守政权,黑白两道


中南海争夺民主话语权


·独钟“新加坡模式”


中共建政,先是走俄国道路,以失败告终;后来搞“改革开放”,经济上学习亚洲“四小龙”,搞资本主义,略见起死回生;再后来,面临政改压力,中共取巧,企图以“新加坡模式”来应付。玩弄“牛步改革”,“慢慢来”,或者“慢慢不来”。


同是华人社会样板,中南海不提已经回归的香港,也不提它一心要“统一”的台湾,单提与“大中国”毫无关系、甚至与中国相距遥远的新加坡,其意何在?还不是因为:香港是自由社会,台湾是民主政体,意识形态上,与中共根本对立。中南海非但不敢提,更不敢学,避之犹恐不及。


所谓“新加坡模式”,即经济繁荣,政治保守:人民可享有财富康乐,却不得享受民主自由;所有法律,均有利于政府和执政党,不利于普通大众;人民惧怕政府,胜过惧怕任何黑势力。这等模式,正合中南海之意。


中南海钟意“新加坡模式”,乃是钟意其厚黑成分。该模式体现的,是新加坡执政党的自私:企图永久把持政权。中共效法这一模式,更是自私,宁以一党之私,误一国之前途。



·空谈民主,制造政改假象


除了温家宝在外访途中,对外国人大谈民主外,在国内,中共舆论也时不时制造话题,予人一种印象:中共也要搞民主。在2007年的“两会”记者会上,温甚至高谈阔论:要“推进 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而就在同年,中南海御用学者频频放话谈民主。“民主”一词,使用频率之高,一时令外界讶异。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被称为胡锦涛智囊的俞可平,公开论证“民主是个好东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则阐述“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


又有电视片《大国崛起》出炉,对“民主”与“人权”等词汇,并不避讳。该片强调重商主义、军事实力和国家威权,为当前中国内外境况及中南海政策寻找法理依据。片中论及九个大国崛起的种种要素,有些段落立论大胆。比如,说到英国,提到女王的宽容、议会的民主、《大宪章》的诞生、直到光荣革命带给英国的自由,似乎间接证明,这一切,都是英国成为“环球帝国”的基础。说到法国,提到法国大革命之后,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自由,平等,博爱,不仅成为法兰西文化遗產,也成为世界文化遗產,并载入《联合国》宪章。等于承认,这一思想文化成就,是法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渊源。


侈谈民主的同时,中共也做了一些姿态。姿态之一:让非中共党员出任政府部长。比如,任命一个叫万钢的人出任科技部长、一个叫陈竺的人出任卫生部长,并大肆渲染。然而,这些人,是共还是非共,令人疑惑。比如万钢,从争取万钢回国、到任命其为同济大学校长;从安排万钢担任“致公党”副主席,到擢升其为科技部长;一路都是中共栽培的痕迹。与其说万钢是“非中共党员”,不如说他是被有意留在党外的“中共党员”。万钢加入的“致公党”,是中共花瓶;万钢本人,也成为中南海花瓶。


如此双簧,早就是中共的拿手好戏。这不过是非共人士出任政府要职的第三波。第一波为中共建政初期,安排李济深、张澜、黄炎培等出任“副主席”、“副总理”;第二波是“改革开放”早期,安排荣毅仁出任“副主席”。胡锦涛的做法,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复古”,力图恢复半个多世纪前,中共任命“非中共党员”出任部长的“面子工程”。


胡本人,不时大谈“党内民主”,但语焉不详。在中共那里,一直有“民主集中制”的说法,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重提“党内民主”,暴露了中南海的心迹:只能谈“党内民主”,不能谈“党外民主”。换言之,这种“民主”,只是中共一党的专利,而与老百姓无关。


其实,知情人都了解,中共历史上,也就只有在“八大”时期、以及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13年里(1976至1989年),曾经表现一定程度的“党内民主”。由此可见,今日中南海所为,仅处在恢复“党内民主”阶段,完全谈不上发展民主。民主,意味着民众当家作主。故,严格说来,“党内民主”并非民主,不过是又一个厚黑术语。


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手里,“民主”与“政改”,都成了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比如,把任何政策调整或人事重组,甚至某种权力斗争,都冒充为“政改”,制造中共一直都在搞“政改”的假象。有的“政改”项目,甚至成为中国的负担,老百姓不可承受之重。


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沦为中南海的“老生常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先后推动5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律归于失败。就连“精简机构”这一条,都做不到,在“精简”的口号下,官吏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以至于,官民比例失调,达到历史性的数目:西汉时,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1 个官。

纵观中共历史,关于民主,说得多、做得少;言行不一,乃至言行相悖。四十年代,中共蜗居延安,为了迷惑美国人,曾大谈民主,并把“争民主”,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手段。一当政权到手,中共立即翻脸,毫不掩饰地宣布“我们就是要独裁”;五十年代,毛泽东与邓小平联手设计“阳谋”,以“大鸣大放”为诱饵,“引蛇出洞”,趁机划定百万右派,悉数铲除;“文革”期间,毛号召民间“造反”,但在对“造反派”充分利用后,却将其头目悉数投入监狱;毛曾经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动辄百万人,但在尽情利用了这些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之后,毛以“上山下乡”为名,将千百万红卫兵和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变相流放。


在中南海新一波民主高调中,包藏着另类“阳谋”,即:争夺对“民主”这个概念的话语权。中南海的意思是:你们西方能谈民主,我们中国也能谈民主;你们民运人士能谈民主,我们共产党也能谈民主;与其让你们去谈民主,不如让我们来谈民主;反正,对“民主”这个词汇,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大可混淆视听。说是“普世价值”,到了我中共这里,都可以叫做“中国特色”。一旦为自己贴上民主标签,中共的真实面目,就更具有迷惑性,可以对民众继续洗脑。


看来,组织御用文人,时不时来一篇文章或者炮制一部电视剧,制造“政改即将开始”的幻像,不过是厚黑手段之一:激人想象,吊人胃口。惟只说不练。雷声大,雨点小。空谈之间,中共政权之“稳定”,暗渡陈仓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