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已死，开放亦亡
以1989年“六四”事件为转折，改革开放，骤然停顿。单说中国经济，就出现连续三年滑坡或停滞，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了两句口号：“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并“恩准”他“后悔当初没有开放”的上海也对外开放。除此之外，乏善可陈。
经济增长，并不代表改革。作为一个动作，经济改革表面化，不再触及体制；至于政治改革，则被完全堵死。实际上，改革就地死亡。外资增加，出口增长，并不代表开放。作为一个步骤，经贸开放，早已完成，仅仅是没有收回而已；而政治上的闭关锁国，竟又重回老路。
被封锁的互联网，是整个国家被封锁的象征。由政府投下巨资，打造拦截信息的“金盾工程”，或者，要求民众“自动安装”具有过滤功能的“绿坝”软件，象征新一轮的闭关锁国，达到登峰造极。
中共建政60年之际，自我划分两阶段：前30年和后30年。大多数场合，中共几乎不提前30年，仅提后30年，称为“改革开放”。当局宣传机器的重复和放大效能，使不少人误以为，1989年以后，中国一直都还处在“改革开放”年代。
实际上，中共的“改革开放”，正式算下来，至多也就是1976至1989年，至多也就是十三年！江泽民、胡锦涛当政，凡二十余年，明里劫持“改革开放”大旗，实际背离“改革开放”事业，企图剽窃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之功劳，据“改革开放”成果为己有。
“六四”后，作为改革家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政治老人邓小平软禁。这一情节，对中共内部的开明派而言，何其惊骇？在此之前的13年，中共党内，还有争论、辩论、乃至保留个人意见的良好空气。直到见识六四屠城和赵紫阳遭软禁这两桩惊悚事件后，党内噤声，人人自危。
套用中共自己对“左”、“右”路线的定义，中共当政，走过了从极左到左（毛泽东时代），从左到中（华国锋时代），从中到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又从右到极左（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循环过程。何谓“极左”？中共虽无明确定义，但大致就是：连自己的法律、法规、政策，都不予执行，而随心所欲、恣意妄为，违背起码的人情世故、伦理法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正是这样一个由“极左”人物把持的“极左”时代。
不再有改革家，不再有改革；不再有开明派，不再有开放。空气肃杀，万马齐喑。改革已死，开放亦亡。
2009年7月，中美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共副总理戴秉国实话实说，如此阐述中方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这三句话，“翻译”出来，便是一套厚黑原理：维护“我党”政权和既得利益，是重中之重，压倒一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那是次要的事情；“我党”从来不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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