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厚黑學》之十 刘少奇作茧自缚

2004年,85岁的司马璐老人,出版《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这部长达近600页的著作,是司马老人,毕其一生心血,奉献给世人的一部独特历史巨献。


善和恶,是人性的两面,虽不如硬币的正反两面那样成比例。“人之初,性本善。”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都是指善的和自然的一面。恶,应该是人性中最小的部分。然而,没有一个时代,能象共产党时代那样,把人性之恶张扬得那般登峰造极,那般淋漓尽致。


共产党的许多理论起了这个作用。其中之一,是“工具论”、“特殊材料论”。司马璐书中披露:在中共内部,刘少奇是这些理论最起劲的鼓吹者。刘援引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之说,大肆发挥道: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象木料一样地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以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


问题在于,谁是“党”?谁是“我们”?这本身,是一个玄乎表述。口称“我们”,始于苏共头目斯大林。当时,在苏共高层居劣势、在党内居少数地位的斯大林,精于权术,扛起“我们”一词,口称代表“党”,先后击倒托洛茨基、季罗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党内对手,实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现代极权。斯大林的发明,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厚黑集团那里,成了活学活用的“法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惯用“我们”的中共头目,操持这一话语工具,愚弄党内外。


司马璐记载:在一次会上,毛泽东要王明表态。王明说:“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我愿意做‘党的工具’。”刘少奇却讥讽道:“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是掩护,是有毒的。”王又无可奈何地道:“我愿意做一头驴子,慢慢走,跟着毛主席走,可以吗?”刘却不依不饶,阴然道:“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条件的。”


又可联想到苏联“大清洗”的那段历史。斯大林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无数政敌送进监狱,并企图从肉体上予以彻底消灭。一些政敌不承认自己的罪名,斯大林及其帮凶们便欺骗他们说:他们需要为党的利益而牺牲。制造“敌人”,也是党的需要,让人民相信:即便和平时代,还有敌人,尤其有那些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敌人。人民保持警惕,就能保住“社会主义的果实”。


那些甘愿充当党的“特殊材料”和“工具”的人,天真地相信了“党的要求”,纷纷违心地承认了那些强加于他们身上、毫不相干的“罪名”,扮演“敌人”。一些人在“认罪”的时候,甚至还处于热血沸腾的状态。连“党的创始人”之一、元老季罗维也夫也违心地认了“罪”。不同的是,被处决前,季氏向党提出了几点卑微的要求。对此,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上冷冷地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个季罗维也夫,他居然敢对党提条件!”


文革开始,刘少奇遭毛泽东亲自炮轰和打倒。满腹委屈的刘找到毛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回到乡下去种田,做一个普通人。”


此时此刻,连刘自己都忘记了,他只是“党的工具”,无权对党提条件。党需要树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需要他这个“反面典型”。“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想做一个普通人,已经是痴心妄想。历史对刘少奇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他最后惨死在河南开封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时,不知他是否想明白了,正是他自己亲自鼓吹的“特殊材料论”、“工具论”,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锏”之一。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孽。对他直接下毒手的那些人,也不过都是他自己调教出来的“工具”罢了。应验了中国那些绝妙的成语:自作自受,作茧自缚,请君入瓮,等等。

而且,把毛泽东奉上神坛,刘少奇正是始作俑者。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刘带头给毛加上至高无上的冠冕。刘甚至把毛捧为“中国革命的皇帝”。其实,类似的帮凶和下场,又岂止刘少奇,举凡彭德怀、贺龙、陶铸、林彪等,又有哪一个,不是如此?


毛发动文革之初,刘公开表示“不理解”,“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并非不知道毛的意图,就是冲着他而来。论面厚心黑,刘少奇也算高手,曾策应毛之诡计,恶斗王明、周恩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等。毛刘联手,配合默契,无往不利。但厚黑深处,终不及毛。轮到毛刘摊牌时,仍为毛所算,中套落网,竟被毛置于死地。


毛泽东先给刘少奇定下罪名:叛徒、内奸、工贼,然后才让江青等人去搜集“证据”,使之符合“罪名”。江青等人搜集到:抗战期间,刘少奇主持国统区地下工作,二十多名中共高干,包括薄一波、杨秉城等,因在国统区从事特务工作,被国民政府逮捕下狱。刘少奇指示这些被捕中共高干,让他们出卖一些在他们周围追随中共的进步青年和反对国民政府的左翼知识份子,以换取释放。薄一波等人照办,而被他们出卖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则尽遭枪毙。其中,有的也是中共特务,只是级别较低,成了换取薄一波等人获得自由的祭品。翻出这段历史旧案,刘少奇果然被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标签,遭批倒批臭。薄一波等人,则被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投入大牢。


对比刘少奇,司马璐是幸运的。试想,如果司马先生没有在1941年退出中共,那么,他可能在延安整风中,落得个王实味一般的下场;或者,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或者,在文革中,非死即囚。逃过一劫,又如何逃得过另一劫?劫劫相扣,在劫难逃。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们,整日沉陷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死我活。他们都是身心被毁的残疾人,无法回到生活,无法做一个正常人。可悲的是,由于他们做不了正常人,所有中国人也都做不了正常人。政治学习、骂大街似的报刊社论、批斗会、自相残杀。末日般的疯狂,使这个民族蒙上了永恒的羞耻。


那一场所谓的“革命”,卷进了无数中国人,除了充当炮灰的工农大众,还有无数的文人、艺人、美人……单说那些出众的美人,杨之华、孙维世、上官云珠、陈琏(陈布雷女儿),等等,下场何等悲惨?或者在中共的监狱里,被活活鞭死;或者从高楼上纵身而下,粉身碎骨……她们本应是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本应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却被误卷入那一场红色大潮,迷失了本性,丢失了生活,赔上了性命。


明智的司马璐,得以做一个人,一个正常人,一个平常人。古稀之年,还寻回了少年时期那段真情与浪漫。司马璐与戈扬的故事,又成就一段天下美谈。真个是:青梅竹马,有情人终成眷属。金色黄昏,彩霞满天。宁做司马璐,不做刘少奇!


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萧萧》“前言”中,有此一段:“我只建造一座小庙,在这座小庙里,我供奉的,是人性。”在众多文人墨客中,沈从文的作品,得以流传,就在于他对人性的执着。共产党无视人性,以党性代替人性。司马璐曾误投中共,失身虎穴龙潭,但及时醒悟,断然抽身,回复生活,回返自然,回归人性。扬弃妖魔,供奉人性。司马璐的一生,何其大幸!


司马璐写历史,也处处写人性。他写中共历史,以人物为中心,有蜿蜒的历史,也有动人的故事,比一般的史料更生动、更珍贵、更有价值。他甚至写到“情欲与政治斗争”,披露中共领袖人物因争夺女人而演变的权力斗争。他写的许多人物,都有独到之处,而且传神。除了刘少奇,还有诸如:周恩来“是个道家,也是演员”;瞿秋白是一个书生,书生搞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陈独秀一生清白、清醒,是民主与科学最坚定的守护人;张学良,是一个野心勃勃又反复无常的小人,注定成为千古罪人……


反观中共“史书” 或“教科书”,没有人性,只有党性,且竭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之厚黑能事。“左派”被说成是“右派”;“爱国”被诬指为“叛国”;“人祸”被混淆成“天灾”;“奴役”被颠倒为“解放”;“跪下去了”被说成是“站起来了”。“破坏中国文化”,被解释成“代表中国文化”;制造两岸分裂,被打扮成“维护两岸统一”;“末世”被粉饰为“盛世”;“屠夫”被涂抹成“伟人”……


中共以谎言书写历史,以至于,连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也被他们写成了一笔糊涂帐

。文革后,中共竟需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弥补中共文史的空白。


对照之下,类似司马璐先生这样的回忆录,就弥足珍贵。面对那段被人任意编写和删改的历史,司马璐的回忆录,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充和矫正。他以其亲身经历,记录和见证了那一段凶险离奇的历史。既有参与者的投入,也有旁观者的清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继续观照和深思那未尽的历史,中华民族至今仍深陷铁血桎梏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