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女儿投共，晚景凄凉
1949年1月，中共军队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北平城（北京）。原因在于，中共以“和谈”为名，利诱国民党北平守将傅作义，以至于，傅率所部六十万国军“和平缴械”。中共统战成功，全赖一个关键人物：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在那之前，傅冬菊已经被中共地下组织发展为地下共产党员，成为潜伏在父亲傅作义眼皮底下的中共特务。
有一回，傅冬菊利用她年仅5岁的弟弟，从父亲傅作义上衣口袋中偷走保险柜钥匙，用照相机拍下保险柜中全部军事机密。毛泽东和中共获得傅冬菊送来的胶卷，称之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秘密和谈阶段，毛泽东利用傅冬菊这一管道，与傅作义联系；傅冬菊则不仅向中共提供北平国军的重要军事情报，而且让中共明了傅作义的心思、动态，乃至一举一动，让中共一方牢牢掌握和谈的主动权。蒙在鼓里的傅作义，直到交出北平之后，才知道女儿的共产党员身份、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傅顿感上当受骗，极度后悔，大骂傅冬菊“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这个出卖了父亲、出卖了家庭、也出卖了中华民国的傅冬菊，投共之后，境况并不理想。中共建政后，这个为中共拿下北平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功臣”，并未得到什么特别的回报。不仅没有受到中共重用，反而遭受歧视。中共上级组织甚至不承认她的“党龄”，要她重新填表入党，为此她感到极大“委屈”而愤怒。
1949年，傅冬菊被打发到云南，在中共“西南服务团”任职；1951年，被调入北京，在《人民日报》当一名普通记者。文革爆发后，傅冬菊被指控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革命”，被“揪出来”，交由群众残酷批斗，连她当年为中共卖命所从事的特务工作，都遭到质疑，一度失去自由。文革后，傅冬菊被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
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傅作义在就将自己的多处房产捐献给了“国家”（政府）。但到了九十年代，傅作义女儿傅冬菊退休，回到北京，居住的，只是一间破旧的居室，没有装修，陈设简陋，连沙发都是布面的。对比众多官员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傅冬菊却只有微薄的退休金。以至于，连单位的微利房（即由干部少许出一些钱，就能将超值的政府公房购下，成为个人所有）都买不起，中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困，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微薄的退休金，仅够吃药。后来，病情加重，医院以“资格不够”为由，拒绝她住进高干病房（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享受“高干病房”，而傅冬菊对中共的“功劳”，岂是任何副部长所能比拟！）。
傅冬菊只能住“特需病房”，这种病房，任何人，只要付钱，就能住，每天的住宿费是400元。还要自己出护理费，一个护理员的月工资就是几千元，两个护理员，每12小时一轮班。因为傅冬菊付不起那么多钱，几个护理员先后甩手不干。卧病两年多，当年那些与她联络、求她办事、靠她立功的中共地下党员，如今都已身居高位，腰缠万贯，但，没有一个人出面为她说话，也没有一个人去医院看她。2007年7月2日，贫病交加而孤独无助的傅冬菊，凄凉辞世。
据说，傅冬菊临终前，对当年行为，颇为后悔，觉得对不起父亲。她对旁人说，到现在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随着岁月流逝，她越来越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最初坚不投共），但为时已晚。她想写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但因自己病痛缠身，始终无法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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