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厚黑學》之四十五《历史上,投共国民党人之下场》(中)



·傅作义女儿投共,晚景凄凉

1949年1月,中共军队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北平城(北京)。原因在于,中共以“和谈”为名,利诱国民党北平守将傅作义,以至于,傅率所部六十万国军“和平缴械”。中共统战成功,全赖一个关键人物: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在那之前,傅冬菊已经被中共地下组织发展为地下共产党员,成为潜伏在父亲傅作义眼皮底下的中共特务。

有一回,傅冬菊利用她年仅5岁的弟弟,从父亲傅作义上衣口袋中偷走保险柜钥匙,用照相机拍下保险柜中全部军事机密。毛泽东和中共获得傅冬菊送来的胶卷,称之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秘密和谈阶段,毛泽东利用傅冬菊这一管道,与傅作义联系;傅冬菊则不仅向中共提供北平国军的重要军事情报,而且让中共明了傅作义的心思、动态,乃至一举一动,让中共一方牢牢掌握和谈的主动权。蒙在鼓里的傅作义,直到交出北平之后,才知道女儿的共产党员身份、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傅顿感上当受骗,极度后悔,大骂傅冬菊“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这个出卖了父亲、出卖了家庭、也出卖了中华民国的傅冬菊,投共之后,境况并不理想。中共建政后,这个为中共拿下北平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功臣”,并未得到什么特别的回报。不仅没有受到中共重用,反而遭受歧视。中共上级组织甚至不承认她的“党龄”,要她重新填表入党,为此她感到极大“委屈”而愤怒。

1949年,傅冬菊被打发到云南,在中共“西南服务团”任职;1951年,被调入北京,在《人民日报》当一名普通记者。文革爆发后,傅冬菊被指控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革命”,被“揪出来”,交由群众残酷批斗,连她当年为中共卖命所从事的特务工作,都遭到质疑,一度失去自由。文革后,傅冬菊被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

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傅作义在就将自己的多处房产捐献给了“国家”(政府)。但到了九十年代,傅作义女儿傅冬菊退休,回到北京,居住的,只是一间破旧的居室,没有装修,陈设简陋,连沙发都是布面的。对比众多官员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傅冬菊却只有微薄的退休金。以至于,连单位的微利房(即由干部少许出一些钱,就能将超值的政府公房购下,成为个人所有)都买不起,中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困,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微薄的退休金,仅够吃药。后来,病情加重,医院以“资格不够”为由,拒绝她住进高干病房(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享受“高干病房”,而傅冬菊对中共的“功劳”,岂是任何副部长所能比拟!)。

傅冬菊只能住“特需病房”,这种病房,任何人,只要付钱,就能住,每天的住宿费是400元。还要自己出护理费,一个护理员的月工资就是几千元,两个护理员,每12小时一轮班。因为傅冬菊付不起那么多钱,几个护理员先后甩手不干。卧病两年多,当年那些与她联络、求她办事、靠她立功的中共地下党员,如今都已身居高位,腰缠万贯,但,没有一个人出面为她说话,也没有一个人去医院看她。2007年7月2日,贫病交加而孤独无助的傅冬菊,凄凉辞世。


据说,傅冬菊临终前,对当年行为,颇为后悔,觉得对不起父亲。她对旁人说,到现在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随着岁月流逝,她越来越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最初坚不投共),但为时已晚。她想写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但因自己病痛缠身,始终无法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