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国共两军在淮海地区展开大决战。毛泽东亲自撰写《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喊话道：“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国军官兵，在长春守将郑洞国因弹尽粮绝、北平守将傅作义受女儿（共特）欺骗先后投降后，全国各地国军，投降、投共成风，于是，共军战事顺利，席卷整个大陆。
·招降纳叛，过后食言残杀
然而，中共建政仅一年，1950年10月10日，由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下达镇反指示，又称“双十指示”（“镇反”，即“镇压反革命”），要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下令大规模处决先前投降、投共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被俘或逃亡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被杀害者，分四大类，占主要人数的两类是：第一类，国共战争后期，倒戈投向共产党的（中共称之为“起义”、“投诚”，实为投降）；以及被俘释放返乡的。第二类，已经退役返乡多年的原中华民国军政人员，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另有极小部分属于第三类和第四类：因坚持与中共打游击而被俘的；战后逃亡外地、隐姓埋名的。
被杀害的高级人士中，多数为国共战争后期，国民党师、军级以上投共将领，包括：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第五军军长徐经济，第九十九军副军长甘清池，第八军副军长曾宪成，第十八军第九师师长尹作干，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叶干武，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何际元，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方涤瑕，等等。
其中，许多人，不仅投共，而且助共，为共产党夺取江山，效尽犬马之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当初，尽都拼死一搏，或许还不至于如此可悲下场！即便战败而死，也死得更有意义，更有尊严。这是国民党投共人员的惨痛教训。
这也是中外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恶劣先例。“降者免死”，乃战场通则。极端残忍而毫无人性底线的中共集团，屡屡创下恶之最。举如美国南北战争，北胜南败。但战后，迄今，在美国国会大堂里，南北双方将领的雕像，并行矗立，共同受到后人尊缅。美国人明白，不论谁胜谁败，他们都是手足同胞。对照这等文明境界，暴戾凶残的中共集团，犹如恶魔撒旦降世。神州大地，岂能不血腥遍野？
这波“镇反”中，被杀害者，也包括国民党抗日名将，如：陆军中将周址，一六零师师长宋士台，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陈应龙，等等；还包括辛亥革命或护法元勋，如：邓玉麟，夏之时，何海清，宋鹤庚，等等。中共之所以残杀这些已经解甲归田、并无意与中共相争的名流人士，乃是因为，他们都是当地名士，颇具名望，中共深恐他们聚众再起。厚黑中共，要的就是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何曾计民望、民意？
在这里，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厚黑手段，乃是黑社会谋财害命的手段：先蒙骗受害人，用“好言好语”，将他们骗到手，然后再食言残杀。
“镇反”前，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
毛亲发密令：按人口比例杀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1951年初，毛批评湖南等地杀人不够，亲自指示：“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内至少应当杀掉三千人左右。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又 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在毛“指示”的鼓动下，各地放手杀人，仿如比赛一般。实际杀人比例远远超过千分之一。1954年，毛泽东宣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但早在1952年底，中共公安部就公布，共消灭“反革命份子”二百四十余万人；而中共内部传：实际遇害的原国民政府军公教人员，最少高达五百万人以上。
至于被俘的二百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司令官以上），战后一直被关在中共监狱，从1959年开始，中南海出于对台湾的统战目的，开始对他们分批“特赦”，直到1975年，即中共建政26年后，才全数释放。这些饱受牢狱之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等到走出监狱，已经垂垂老矣，却仍然被中共利用作为“统战工具”。1975年，中南海怂恿10名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与家人团聚，遭到台湾国民党政府拒绝。这10人到达香港后，不能赴台，于是，4人选择前往美国，2人选择留居香港，3人选择再回大陆，1人自杀身亡。
而大批投降或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被共军收编后，都被推到最前线作战，充当共产党炮灰。比如，最先率完整兵力投共的傅作义（国民党陆军上将、华北剿匪总部总司令），将其60万大军拱手交给共产党之后仅两年，其精锐尽都被中共推到北韩战场，充当“志愿军”的作战主力，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傅作义所部的工兵团，甚至被全部划入北京市劳改系统，名为“留场就业人员”，“边学习边劳动”，实际变相沦为劳改人员，充当共产党的苦力。
韩战结束后，换俘时，一万多人被俘的中国“志愿军”，自愿选择到台湾，其中，大多数都是当年降共的国民党官兵。他们看透中共本质，幡然悔悟，到台湾后，重归国军行列。其他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志愿军”战俘，终其余生，受尽冷眼和歧视，后悔之心，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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