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厚黑學》之四十四《历史上,投共国民党人之下场》(上)



1948年12月,国共两军在淮海地区展开大决战。毛泽东亲自撰写《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喊话道:“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国军官兵,在长春守将郑洞国因弹尽粮绝、北平守将傅作义受女儿(共特)欺骗先后投降后,全国各地国军,投降、投共成风,于是,共军战事顺利,席卷整个大陆。


·招降纳叛,过后食言残杀

然而,中共建政仅一年,1950年10月10日,由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下达镇反指示,又称“双十指示”(“镇反”,即“镇压反革命”),要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下令大规模处决先前投降、投共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被俘或逃亡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被杀害者,分四大类,占主要人数的两类是:第一类,国共战争后期,倒戈投向共产党的(中共称之为“起义”、“投诚”,实为投降);以及被俘释放返乡的。第二类,已经退役返乡多年的原中华民国军政人员,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另有极小部分属于第三类和第四类:因坚持与中共打游击而被俘的;战后逃亡外地、隐姓埋名的。

被杀害的高级人士中,多数为国共战争后期,国民党师、军级以上投共将领,包括: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第五军军长徐经济,第九十九军副军长甘清池,第八军副军长曾宪成,第十八军第九师师长尹作干,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叶干武,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何际元,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方涤瑕,等等。

其中,许多人,不仅投共,而且助共,为共产党夺取江山,效尽犬马之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当初,尽都拼死一搏,或许还不至于如此可悲下场!即便战败而死,也死得更有意义,更有尊严。这是国民党投共人员的惨痛教训。

这也是中外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恶劣先例。“降者免死”,乃战场通则。极端残忍而毫无人性底线的中共集团,屡屡创下恶之最。举如美国南北战争,北胜南败。但战后,迄今,在美国国会大堂里,南北双方将领的雕像,并行矗立,共同受到后人尊缅。美国人明白,不论谁胜谁败,他们都是手足同胞。对照这等文明境界,暴戾凶残的中共集团,犹如恶魔撒旦降世。神州大地,岂能不血腥遍野?

这波“镇反”中,被杀害者,也包括国民党抗日名将,如:陆军中将周址,一六零师师长宋士台,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陈应龙,等等;还包括辛亥革命或护法元勋,如:邓玉麟,夏之时,何海清,宋鹤庚,等等。中共之所以残杀这些已经解甲归田、并无意与中共相争的名流人士,乃是因为,他们都是当地名士,颇具名望,中共深恐他们聚众再起。厚黑中共,要的就是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何曾计民望、民意?

在这里,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厚黑手段,乃是黑社会谋财害命的手段:先蒙骗受害人,用“好言好语”,将他们骗到手,然后再食言残杀。

“镇反”前,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

毛亲发密令:按人口比例杀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1951年初,毛批评湖南等地杀人不够,亲自指示:“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内至少应当杀掉三千人左右。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又 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在毛“指示”的鼓动下,各地放手杀人,仿如比赛一般。实际杀人比例远远超过千分之一。1954年,毛泽东宣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但早在1952年底,中共公安部就公布,共消灭“反革命份子”二百四十余万人;而中共内部传:实际遇害的原国民政府军公教人员,最少高达五百万人以上。

至于被俘的二百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司令官以上),战后一直被关在中共监狱,从1959年开始,中南海出于对台湾的统战目的,开始对他们分批“特赦”,直到1975年,即中共建政26年后,才全数释放。这些饱受牢狱之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等到走出监狱,已经垂垂老矣,却仍然被中共利用作为“统战工具”。1975年,中南海怂恿10名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与家人团聚,遭到台湾国民党政府拒绝。这10人到达香港后,不能赴台,于是,4人选择前往美国,2人选择留居香港,3人选择再回大陆,1人自杀身亡。

而大批投降或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被共军收编后,都被推到最前线作战,充当共产党炮灰。比如,最先率完整兵力投共的傅作义(国民党陆军上将、华北剿匪总部总司令),将其60万大军拱手交给共产党之后仅两年,其精锐尽都被中共推到北韩战场,充当“志愿军”的作战主力,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傅作义所部的工兵团,甚至被全部划入北京市劳改系统,名为“留场就业人员”,“边学习边劳动”,实际变相沦为劳改人员,充当共产党的苦力。

韩战结束后,换俘时,一万多人被俘的中国“志愿军”,自愿选择到台湾,其中,大多数都是当年降共的国民党官兵。他们看透中共本质,幡然悔悟,到台湾后,重归国军行列。其他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志愿军”战俘,终其余生,受尽冷眼和歧视,后悔之心,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