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江泽民以国家主席的名义，访问日本。该次访问，事前被推迟，还差点取消。原因是，江想让日本政府以书面形式，就日中战争向中方正式道歉，却遭到日方拒绝。
尽管如此，江泽民依然决定访日。除了他本身虚荣心强，好出风头、好表演的欲望驱使，还有一个侥幸心，想当面说服日方。江贪图为他个人捞取一个历史功名：任内促成日本正式道歉，并借以洗刷他当年的“汉奸”名份。然而，经过与日方争吵之后，再访问日本，日本媒体反而把江访日，理解为江的“谢罪外交”，为破坏日中关系而谢罪。
江泽民访日，当然没有达成他的目标。按照行前的谋划，他拒绝在“日中联合声明”上签字。不仅如此，江利用所有公开活动和场所，数落日本、责备日本、敲打日本，喋喋不休，仿佛一个精神强迫症患者，留给外界恶劣观感。
按中国标准，江泽民是“汉奸”
江泽民生平中有两件事，成为忌讳，他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从来不提。第一件，关于江的父亲，江历来只提“养父”江上青（其实是他的六叔），称他是中共新四军人物。江从不提他的生父江世俊。原来，二战期间，江世俊投靠日本占领军和亲日的汪精卫政府，出任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担任汪政府直属报刊《中华日报》的主笔。按照中国的标准，江世俊就是大汉奸。所以，江泽民干脆不提他的父亲。但江泽民本人，也曾参加汪政府的“青年干训班”，即特务培训班，因而也是汉奸。
第二件，是他的大学学历。江只提到，他曾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两年，却绝口不提，在此之前，他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两年。实际上，江入读的，是汪政府的“中央大学”，后来被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政权称为“伪中央大学”，日军撤走后，汪政府倒台，曾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被迫转往他校。江因此而转往上海交通大学。
江生平的两大隐秘、两大忌讳，曲折证明，江身世复杂，父子都是汉奸。中共提拔干部，曾强调“根正描红”，其红色江山，竟归于一名汉奸之手，颇具象征意义。历史上，毛泽东和共产党本身并不抗日、曾与日军和汪政府暗中联络、合力颠覆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后来，中共虽百般为自己遮掩、辩解，但历史事实，终究无法改变。由一名“汉奸”继承大位，似乎又符合历
史的逻辑与情理。
江以“中共地下党员”起家，打造自己的红色身份，但据当年接近江的人透露，其间，江曾自行脱党两年，权衡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争的利害得失，窥测机会。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眼看国民党即将失势，江才看准时机，重新投入共产党，参与地下活动，组织学生运动，从后方瓦解国民党政府的防线。
1989年6月，踩着“六四”血迹，江泽民升任中共总书记。当时，不少人猜测，这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犹如华国锋。然而，事实却让许多人跌破眼镜。江稳坐中共第一把交椅长达13年，退位后，仍然能够强力干政。江精通上海滩黑帮哲学，他的本性中，既有上海“小瘪三”（上海话：小流氓）的死缠烂打，也有上海资本家的小恩小惠。
搞学运起家，镇压学运高手
江自诩以学生运动起家，当权后，却将其“行家里手”的经验，反其道而用之，成为瓦解学生运动的“高手”。
1985年，笔者正在上海同济大学就读，与一批同学策划，要发动学生运动，要求民主，预定在“一二·九”（12月9日）纪念日举行。时任上海市长的江，临时出阴招，故意搞了个“交通安全活动周”，以检查全市交通安全为名，禁止任何街头活动，如果有人违反，立即会遭到处置，轻则罚款，重则抓捕。还派出大批便衣特务，冒充交通安全的宣传队伍和检查队伍，准备随时制止、或冲散可能出现的抗议人群。江泽民用这样的阴阳手段，阻止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学潮。
1986年冬，上海各大学酝酿学潮。上海交通大学最先动作，江闻讯，亲自赶到该校大礼堂，以“对话”为名牵制该校学生。江当场拉开他的裤管，对同学们谎称：他的腿曾被日军的狼狗咬过，因而痛恨日本。这天，江阻止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走出校园，但他没有料到的是，笔者所在的同济大学，却有数千名学生冲出校门，游行示威，启动了当年呼唤民主的上海大学潮。
1989年，民主运动遍及全国，就在上海学生与民众的示威达到高潮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关闭在上海很有影响力的《世界经济导报》，充当民主运动的绊脚石。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为此盛怒，责备江“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并对江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受到赵的批评，江一度惶恐，坐立不安，他召集了一个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在会上，江故意自责说：“我最近有神经病”。但，江的举动，却得到垂帘听政的邓小平和北京其他政治老人的赏识。
天安门事件后，江泽民由地方首脑突然升任中共总书记，仿如架云梯、坐直升飞机，令外界错愕。但江的高升，并非偶然。他卖力绞杀学潮，一贯彰显老左面目，尤其在八九民运期间的倾情演出，令中南海老人刮目相看。最要紧的是，在通往权力巅峰的阶梯上，他早已巴结上一个关键人物，那便是，大权在握的当代“老佛爷”邓小平。
原来，自八十年代开始，邓每年到上海过春节，作为主政上海的“地头蛇”，江认定，这是接近邓、巴结邓、进而获得仕途升迁的天赐良机，千载难逢。江施出浑身解数，尽地主之宜，讨显客之欢。邓年年来，江年年伺候，全心全意，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马虎和怠慢。功夫不负有心人。江的一片苦心，终未白费，在邓那里留下深刻印象。不动声色的邓，琢磨着，随时准备重赏这名善解人意、贴心贴肺的宠臣。
同期，江泽民还逢迎、讨好、巴结经常到上海过冬的中共元老如陈云、李先念等人。江笼络了中南海“老人帮”，为日后的高升埋下伏笔。
天安门事件，江泽民是滑头
关于江泽民于1989年“六四”后出任总书记的前后经过，前总理李鹏在日记里记录：先是由陈云、李先念二老向邓小平推荐，邓于当年5月19日正式决定，并知会李鹏等政治局常委。5月31日，江泽民再次奉召进京；次日，邓当面告知江，要他出任总书记。江听后，感到愕然，假意推拒，说自己“不够资格”。邓说：“这是组织安排，你服从也得服从，不服从也得服从。”
其实，奉召进京前，江不知是福还是祸，曾与妻子抱头痛哭，以为从此一去不返。因为，在中共的权力斗争史上，不少地方大员，接到中央通知到北京开会，结果当场被逮捕下狱。
江忧心忡忡地赶到北京，却没料到，邓要他接任总书记。尽管邓以半是鼓励半是命令的口气，要江上任，但江并不同意马上接任，以“党章规定”为由，婉转表示，要求“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记。
江的借口是，他不能接受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赵紫阳上台的那种方式，总书记下台、上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没有经过由中央委员会的免职和产生。然而，1989年，在天安门被请愿学生占领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开会议。很明显，这是江的拖延战术、缓兵之计。
江巧言提出：“在此之前，我不能以总书记名义对外，可先在中央担负一部分工作，熟悉中央的情况。”此时，江仍然在左右观望。一方面，在党内，邓赵之间两条路线的纷争，还没有最后结论；另一方面，解放军进京受阻，军队和民众，谁占上风？军心是否生变？都还不明朗。
江坚持，一线工作仍由李鹏负责。李在日记中写道：“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大屠杀展开时，江呆在警卫大楼，坐观形势。直到一切都平息下来，6月23日，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才正式出任总书记。李鹏日记暗示，江泽民是滑头，见风使舵。
李鹏在日记中称，学潮开始后，赵紫阳的智囊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李鹏日记虽没有提到江泽民的智囊们如何，但可以推断的是，江的智囊或属下，如曾庆红，给江的建议，极可能就是：在局势没有明朗前，不可轻易接过“总书记”这一烫手山芋。
如果解放军镇压成功，本来就在党内拥有绝对权力的邓小平，更是一言九鼎，那时候，江再依邓言，出任总书记不迟；如果解放军镇压失败，甚至，解放军倒戈，党内形势必然逆转，赵紫阳必转弱为强，占据上风，到时，江可以推说，我本来就没有同意当总书记，都是邓说的，而且我表过态，那样做，就像当年罢黜胡耀邦一样，程序不合法。再说，我也没有参与指挥镇压。如此，江也可以在赵那里过关。
不思改革，专思权谋
江泽民上任后，思想太保守，几乎遭邓小平中途撤换。江不思改革，专思权谋，成为权力斗争的瘾君子。江上台后，通过新旧人事替换，把其上海旧部纷纷塞进中南海，形成势力庞大的“上海帮”，自己俨然“上海帮”帮主。先后入局的“上海帮”骨干成员，包括：曾庆红，吴邦国，黄菊，陈良宇，陈至立……外加退而不休的汪道涵，江奉其为“师傅”。至于朱镕基，来自上海，原出于邓小平的直接提拔，与江并不咬弦。
“上海帮”在中共高层人多势众，压到其他派系。以至于，流传一个笑话：某日，开完政治局会议，有人问李鹏，会议内容是什么？李鹏答：我根本没听懂，因为他们都说上海话。
江当政，把帮派政治、山头政治推向登峰造极。上行下效，中共各地的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也迅速抬头。乃至有“北京帮”、“广东帮”、“福建帮”等说法。
斗垮“杨家将”，是江泽民权力斗争中的“大手笔”。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流露对江的不满，想“换人做”。在邓面前，江假装沉痛检讨，表示要痛改前非，要抓改革。随后又借机告状，说：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掌握军权，心怀异志。江告状中，有关杨氏兄弟意欲“平反六四”的一段，尤其令邓震动。两害相权取其轻，相比于江泽民的左，杨家将的右和翻案意图，让邓觉得更危险。于是，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前，邓出手，忍痛割爱，削夺了杨家将兵权，杨氏兄弟黯然下台。一年间，江转危为安，反败为胜。
江任内，前半期，关键人事，竟不能自主。朱镕基出任总理，为邓小平遗嘱之一；胡锦涛接班，也由邓小平隔代指定；温家宝接任总理，大抵也是邓的意思。江哪里咽得下这口气？
到了后半期，江开始转运。那时，中共元老一个接一个地归西，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彭真、杨尚昆等，纷纷撒手人寰。江假装沉痛地送走一具又一具棺木，心中自有道不出的欢喜和轻松。千年媳妇熬成婆，“江泽民时代”渐渐成型。
一个戏子，在外国出尽洋相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同台的那些年里，中国网民调侃：一个是戏子，一个是傻子，一个是疯子。说朱是疯子，因为他总是高声喊反腐，其实根本反不下去；说李是傻子，因为他智商低，总是说错话；说江是戏子，因为他爱出风头，喜欢表演，尤其在外交舞台上出尽洋相。
前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回忆：提到西藏问题时，江暴怒地拍起了桌子，粗鲁而无礼。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描述：江像只笑面猫，动不动就对人露出牙齿。 并说：江喜卖弄，谈话中不时夹杂半生不熟的英文，把美方翻译弄得大皱眉头。
江访俄罗斯，坚持用俄语在该国国会发表演讲，在长达两小时照本宣科的“演讲”中，该国国会议员和各部部长如坐针毯，纷纷交头接耳，有人直瞪着眼，喊道：上帝啊，他究竟在咕噜些什麽！当“演讲”结束后，一位议员如释重负地说：谢天谢地，他终于完了！
在巴黎，一次等待电梯的小间隙里，江突然一把搂过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夫人，跳起了华尔兹，在场所有人，包括希拉克在内，皆惊异莫名；在马德里，江当着西班牙国王、大批政要和各国记者的面，忽然掏出梳子，有板有眼地梳起自己的头发来；在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准备为江颁发一枚倍受争议的勋章，该总统才刚刚打开盒子，还没来得及依惯例亲自为江披挂，迫不及待的江就抢步上前，自己动手，取出盒中的勋章绶带，往自己脖子上一套，然后转身面对镜头，喜形于色，在场人士哗然。
江泽民执政期间，最“大手笔”的作为，是血腥镇压法轮功，致使法轮功信众数千人遭迫害致死、数十万人遭囚禁、虐待，许多人被活活摘取器官。江执迷共产邪教，竟污指法轮功为“邪教”。江曾声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而事实却是，法轮功坚韧如磐，更在国际上广泛发展，声势浩大，竟成为中共头号劲敌、最大克星。
老江恶贯满盈，何以经久存活？李宗吾厚黑学中，有这么一段：人问：“世间有人
，用厚黑以图谋私利，居然成功，是何道理？”李宗吾答：“这即所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耳。’与他相敌的人，不外两种：一种是图谋公利而不懂厚黑技术的人，一种是图谋私利，而厚黑之技术不如他的人，故他能取胜。”江严防紧锁，死都不放过赵紫阳，说明他能对付前一类政敌；江借邓之手，击败杨家将；又将与他同等资历的乔石和李瑞环排挤出局，说明他能对付后一类政敌。
最后的斗争：堵死政改之路
江任内，尤其前半期，关键人事，竟不能自主。朱镕基出任总理，为邓小平遗嘱之一；胡锦涛接班，也由邓小平隔代指定；温家宝接任总理，大抵也是邓的意思。江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于是，到了任期届满，必须交权前，江精心布局，绞尽脑汁。
事关世代交替、权力交接的“十六大”，在江的主导下，政治局常委被空前地扩大到9人，军委则扩大到11人，而政治局中，三分之二由江系人马占据要津，其中的地方大员，更来自于江的擢升。名义上，胡锦涛独拥党政军大权，但其权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稀释，决策范围扩大，决定权缩小。这种格局，江意明白无误：胡接手，只能守成，休想有所作为。
岁月不饶人，转眼又到了中共“十七大”，胡锦涛与江泽民的微妙互动，始终是这次党代会的最大看点。会上传，胡的“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对江“三个代表”从理论上的否定。
实际上，不论是江的“三个代表”理论，还是胡的“科学发展观”，都只不过是有名无实、欺世盗名的招牌，正如李宗吾所论：“厚黑的施用，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把它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党内人士透露，“十七大”前夕，围绕人事安排，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之激烈，爲近三十年来所仅见。作爲“十七大”的最后一幕，政治局常委出炉后，到记者面前亮相，竟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这在严格照脚本演戏的中共那里，显然不同寻常。或许只有一个解释：即便到了最后一分钟，胡江两派的权力较量，仍然难以平息，而缠斗不休。
如果说，在文明国家，选举前，就能让人看出谁胜谁负，那是因爲，有民意测验，选举的结果，出自民意的走向；而在中共那里，会还没有开，外界就已得知会中的人事安排，不是因爲透明，更与民意无关，问题出在其内部：有人故意放风。
“十七大”前后，有关高层人事安排及习李变局的传言，分毫不差，完全坐实。与其说是外界于会前打探的能耐，不如说是中共高层蓄意放风的结果。一则，胡江两派各自放风，影响外界预期，造成有利于己方的舆论，所谓“先声夺人”；二则，高层统一放风，造成权力分配的既成事实，以免党外诧异、党内不服。古人有“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在中共那里，成了“官位未定，舆论先行”。
江退休之后，从未停止干政，其干政的力度，屡屡让外界惊异。这种惊异，经历了三层递进。第一层， 2002至 2003年，当海内外媒体普遍议论“中共最高权力将首次实现有序和平稳移交”时，却惊讶地发现，在交出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江居然效法邓，继续留任“军委主席”；2004年，当江被迫交出“军委主席”一职、外界普遍以爲胡“大权在握”之时，却又惊讶地发现，江继续通过遍布党政军的“上海帮”或江系人马，有效牵制胡。
2007年，当外界普遍以爲在陈良宇下狱、黄菊暴亡之后，江系受到沉重打击，胡锦涛将成爲“十七大”的大赢家，岂料，江泽民竟能插手“第五代”人事安排，硬是将“李克强接班”的原案，变成“习近平李克强同时出线、习近平后来居上”的新版。李克强从第一顺位接班人，变成第二顺位接班人，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来自于江泽民的强力干政。李的挫折，就是胡的挫折。李和胡对江的耿耿于怀，不言而喻。
＊（注：更大的惊讶，还是2012年11月，86岁的江泽民鏖战“十八大”，一举击败胡系、团派、改革派等众派系，在政治局常委中塞进超过半数的江系人马，对习近平、李克强构成强力监视，形成中南海新的“看死内阁”。）
从“十六大”、“十七大”到“十八大”，胡江两派斗法，讨价还价。按常理，派系牵制、派系共治，具有一定的民主原理。然而，在中共那里，就连这个原理也走了样：并不是正常意义的派系制衡与监督，而是江系对胡系的监视。“十七大”和“十八大”前夕分别被热炒的“政改”和“民主”话题，旋即遭到冷处理，从一个侧面证明，江泽民的强力干政，目的只有一个：堵死政改，阻绝民主进程。
200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大阅兵，大游行，大型晚会......眼花缭乱之间，最大的看点，却并非新型武器、美女方队、璀璨焰火、广场舞会等，而是那名八十三岁的老人：身为普通党员和平民的江泽民，赫然现身天安门，且高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二号位置，出尽风头。
邓小平的位置曾先后摆在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之后，名义上的第二位，实际上的第一位，众所周知，那叫做“垂帘听政”。而彼时，名义上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邓，至少还担任军队的最高职务：中央军委主席。
自称“与时俱进”的江泽民，比邓小平还跋扈：身无一职，竟敢高居第二。赤裸裸“厚如城墙，黑如煤炭”。与其说是胆子大，不如说是实力强。遍布于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江系人马，是其权力经久不衰的保障。
天安门的这一幕，展示，论中共时代，并无“胡温”，只有“江胡”。而事实还是，江在前，胡在后；江强势，胡弱势。至于那个被成为弱势总理的温家宝，更是没戏，被排挤到权力边缘，终日忙忙乎乎，不过就是一个“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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