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厚黑學》之四 江泽民:混迹红朝的上海帮主


1998年11月,江泽民以国家主席的名义,访问日本。该次访问,事前被推迟,还差点取消。原因是,江想让日本政府以书面形式,就日中战争向中方正式道歉,却遭到日方拒绝。


尽管如此,江泽民依然决定访日。除了他本身虚荣心强,好出风头、好表演的欲望驱使,还有一个侥幸心,想当面说服日方。江贪图为他个人捞取一个历史功名:任内促成日本正式道歉,并借以洗刷他当年的“汉奸”名份。然而,经过与日方争吵之后,再访问日本,日本媒体反而把江访日,理解为江的“谢罪外交”,为破坏日中关系而谢罪。


江泽民访日,当然没有达成他的目标。按照行前的谋划,他拒绝在“日中联合声明”上签字。不仅如此,江利用所有公开活动和场所,数落日本、责备日本、敲打日本,喋喋不休,仿佛一个精神强迫症患者,留给外界恶劣观感。




按中国标准,江泽民是“汉奸”


江泽民生平中有两件事,成为忌讳,他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从来不提。第一件,关于江的父亲,江历来只提“养父”江上青(其实是他的六叔),称他是中共新四军人物。江从不提他的生父江世俊。原来,二战期间,江世俊投靠日本占领军和亲日的汪精卫政府,出任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担任汪政府直属报刊《中华日报》的主笔。按照中国的标准,江世俊就是大汉奸。所以,江泽民干脆不提他的父亲。但江泽民本人,也曾参加汪政府的“青年干训班”,即特务培训班,因而也是汉奸。


第二件,是他的大学学历。江只提到,他曾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两年,却绝口不提,在此之前,他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两年。实际上,江入读的,是汪政府的“中央大学”,后来被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政权称为“伪中央大学”,日军撤走后,汪政府倒台,曾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被迫转往他校。江因此而转往上海交通大学。


江生平的两大隐秘、两大忌讳,曲折证明,江身世复杂,父子都是汉奸。中共提拔干部,曾强调“根正描红”,其红色江山,竟归于一名汉奸之手,颇具象征意义。历史上,毛泽东和共产党本身并不抗日、曾与日军和汪政府暗中联络、合力颠覆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后来,中共虽百般为自己遮掩、辩解,但历史事实,终究无法改变。由一名“汉奸”继承大位,似乎又符合历

史的逻辑与情理。


江以“中共地下党员”起家,打造自己的红色身份,但据当年接近江的人透露,其间,江曾自行脱党两年,权衡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争的利害得失,窥测机会。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眼看国民党即将失势,江才看准时机,重新投入共产党,参与地下活动,组织学生运动,从后方瓦解国民党政府的防线。


1989年6月,踩着“六四”血迹,江泽民升任中共总书记。当时,不少人猜测,这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犹如华国锋。然而,事实却让许多人跌破眼镜。江稳坐中共第一把交椅长达13年,退位后,仍然能够强力干政。江精通上海滩黑帮哲学,他的本性中,既有上海“小瘪三”(上海话:小流氓)的死缠烂打,也有上海资本家的小恩小惠。




搞学运起家,镇压学运高手


江自诩以学生运动起家,当权后,却将其“行家里手”的经验,反其道而用之,成为瓦解学生运动的“高手”。


1985年,笔者正在上海同济大学就读,与一批同学策划,要发动学生运动,要求民主,预定在“一二·九”(12月9日)纪念日举行。时任上海市长的江,临时出阴招,故意搞了个“交通安全活动周”,以检查全市交通安全为名,禁止任何街头活动,如果有人违反,立即会遭到处置,轻则罚款,重则抓捕。还派出大批便衣特务,冒充交通安全的宣传队伍和检查队伍,准备随时制止、或冲散可能出现的抗议人群。江泽民用这样的阴阳手段,阻止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学潮。


1986年冬,上海各大学酝酿学潮。上海交通大学最先动作,江闻讯,亲自赶到该校大礼堂,以“对话”为名牵制该校学生。江当场拉开他的裤管,对同学们谎称:他的腿曾被日军的狼狗咬过,因而痛恨日本。这天,江阻止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走出校园,但他没有料到的是,笔者所在的同济大学,却有数千名学生冲出校门,游行示威,启动了当年呼唤民主的上海大学潮。

1989年,民主运动遍及全国,就在上海学生与民众的示威达到高潮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关闭在上海很有影响力的《世界经济导报》,充当民主运动的绊脚石。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为此盛怒,责备江“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并对江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受到赵的批评,江一度惶恐,坐立不安,他召集了一个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在会上,江故意自责说:“我最近有神经病”。但,江的举动,却得到垂帘听政的邓小平和北京其他政治老人的赏识。


天安门事件后,江泽民由地方首脑突然升任中共总书记,仿如架云梯、坐直升飞机,令外界错愕。但江的高升,并非偶然。他卖力绞杀学潮,一贯彰显老左面目,尤其在八九民运期间的倾情演出,令中南海老人刮目相看。最要紧的是,在通往权力巅峰的阶梯上,他早已巴结上一个关键人物,那便是,大权在握的当代“老佛爷”邓小平。



原来,自八十年代开始,邓每年到上海过春节,作为主政上海的“地头蛇”,江认定,这是接近邓、巴结邓、进而获得仕途升迁的天赐良机,千载难逢。江施出浑身解数,尽地主之宜,讨显客之欢。邓年年来,江年年伺候,全心全意,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马虎和怠慢。功夫不负有心人。江的一片苦心,终未白费,在邓那里留下深刻印象。不动声色的邓,琢磨着,随时准备重赏这名善解人意、贴心贴肺的宠臣。


同期,江泽民还逢迎、讨好、巴结经常到上海过冬的中共元老如陈云、李先念等人。江笼络了中南海“老人帮”,为日后的高升埋下伏笔。




天安门事件,江泽民是滑头


关于江泽民于1989年“六四”后出任总书记的前后经过,前总理李鹏在日记里记录:先是由陈云、李先念二老向邓小平推荐,邓于当年5月19日正式决定,并知会李鹏等政治局常委。5月31日,江泽民再次奉召进京;次日,邓当面告知江,要他出任总书记。江听后,感到愕然,假意推拒,说自己“不够资格”。邓说:“这是组织安排,你服从也得服从,不服从也得服从。”

其实,奉召进京前,江不知是福还是祸,曾与妻子抱头痛哭,以为从此一去不返。因为,在中共的权力斗争史上,不少地方大员,接到中央通知到北京开会,结果当场被逮捕下狱。


江忧心忡忡地赶到北京,却没料到,邓要他接任总书记。尽管邓以半是鼓励半是命令的口气,要江上任,但江并不同意马上接任,以“党章规定”为由,婉转表示,要求“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记。


江的借口是,他不能接受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赵紫阳上台的那种方式,总书记下台、上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没有经过由中央委员会的免职和产生。然而,1989年,在天安门被请愿学生占领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开会议。很明显,这是江的拖延战术、缓兵之计。


江巧言提出:“在此之前,我不能以总书记名义对外,可先在中央担负一部分工作,熟悉中央的情况。”此时,江仍然在左右观望。一方面,在党内,邓赵之间两条路线的纷争,还没有最后结论;另一方面,解放军进京受阻,军队和民众,谁占上风?军心是否生变?都还不明朗。

江坚持,一线工作仍由李鹏负责。李在日记中写道:“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大屠杀展开时,江呆在警卫大楼,坐观形势。直到一切都平息下来,6月23日,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才正式出任总书记。李鹏日记暗示,江泽民是滑头,见风使舵。


李鹏在日记中称,学潮开始后,赵紫阳的智囊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李鹏日记虽没有提到江泽民的智囊们如何,但可以推断的是,江的智囊或属下,如曾庆红,给江的建议,极可能就是:在局势没有明朗前,不可轻易接过“总书记”这一烫手山芋。


如果解放军镇压成功,本来就在党内拥有绝对权力的邓小平,更是一言九鼎,那时候,江再依邓言,出任总书记不迟;如果解放军镇压失败,甚至,解放军倒戈,党内形势必然逆转,赵紫阳必转弱为强,占据上风,到时,江可以推说,我本来就没有同意当总书记,都是邓说的,而且我表过态,那样做,就像当年罢黜胡耀邦一样,程序不合法。再说,我也没有参与指挥镇压。如此,江也可以在赵那里过关。



不思改革,专思权谋


江泽民上任后,思想太保守,几乎遭邓小平中途撤换。江不思改革,专思权谋,成为权力斗争的瘾君子。江上台后,通过新旧人事替换,把其上海旧部纷纷塞进中南海,形成势力庞大的“上海帮”,自己俨然“上海帮”帮主。先后入局的“上海帮”骨干成员,包括:曾庆红,吴邦国,黄菊,陈良宇,陈至立……外加退而不休的汪道涵,江奉其为“师傅”。至于朱镕基,来自上海,原出于邓小平的直接提拔,与江并不咬弦。


“上海帮”在中共高层人多势众,压到其他派系。以至于,流传一个笑话:某日,开完政治局会议,有人问李鹏,会议内容是什么?李鹏答:我根本没听懂,因为他们都说上海话。


江当政,把帮派政治、山头政治推向登峰造极。上行下效,中共各地的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也迅速抬头。乃至有“北京帮”、“广东帮”、“福建帮”等说法。


斗垮“杨家将”,是江泽民权力斗争中的“大手笔”。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流露对江的不满,想“换人做”。在邓面前,江假装沉痛检讨,表示要痛改前非,要抓改革。随后又借机告状,说: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掌握军权,心怀异志。江告状中,有关杨氏兄弟意欲“平反六四”的一段,尤其令邓震动。两害相权取其轻,相比于江泽民的左,杨家将的右和翻案意图,让邓觉得更危险。于是,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前,邓出手,忍痛割爱,削夺了杨家将兵权,杨氏兄弟黯然下台。一年间,江转危为安,反败为胜。


江任内,前半期,关键人事,竟不能自主。朱镕基出任总理,为邓小平遗嘱之一;胡锦涛接班,也由邓小平隔代指定;温家宝接任总理,大抵也是邓的意思。江哪里咽得下这口气?

到了后半期,江开始转运。那时,中共元老一个接一个地归西,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彭真、杨尚昆等,纷纷撒手人寰。江假装沉痛地送走一具又一具棺木,心中自有道不出的欢喜和轻松。千年媳妇熬成婆,“江泽民时代”渐渐成型。




一个戏子,在外国出尽洋相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同台的那些年里,中国网民调侃:一个是戏子,一个是傻子,一个是疯子。说朱是疯子,因为他总是高声喊反腐,其实根本反不下去;说李是傻子,因为他智商低,总是说错话;说江是戏子,因为他爱出风头,喜欢表演,尤其在外交舞台上出尽洋相。


前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回忆:提到西藏问题时,江暴怒地拍起了桌子,粗鲁而无礼。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描述:江像只笑面猫,动不动就对人露出牙齿。 并说:江喜卖弄,谈话中不时夹杂半生不熟的英文,把美方翻译弄得大皱眉头。


江访俄罗斯,坚持用俄语在该国国会发表演讲,在长达两小时照本宣科的“演讲”中,该国国会议员和各部部长如坐针毯,纷纷交头接耳,有人直瞪着眼,喊道:上帝啊,他究竟在咕噜些什麽!当“演讲”结束后,一位议员如释重负地说:谢天谢地,他终于完了!


在巴黎,一次等待电梯的小间隙里,江突然一把搂过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夫人,跳起了华尔兹,在场所有人,包括希拉克在内,皆惊异莫名;在马德里,江当着西班牙国王、大批政要和各国记者的面,忽然掏出梳子,有板有眼地梳起自己的头发来;在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准备为江颁发一枚倍受争议的勋章,该总统才刚刚打开盒子,还没来得及依惯例亲自为江披挂,迫不及待的江就抢步上前,自己动手,取出盒中的勋章绶带,往自己脖子上一套,然后转身面对镜头,喜形于色,在场人士哗然。


江泽民执政期间,最“大手笔”的作为,是血腥镇压法轮功,致使法轮功信众数千人遭迫害致死、数十万人遭囚禁、虐待,许多人被活活摘取器官。江执迷共产邪教,竟污指法轮功为“邪教”。江曾声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而事实却是,法轮功坚韧如磐,更在国际上广泛发展,声势浩大,竟成为中共头号劲敌、最大克星。


老江恶贯满盈,何以经久存活?李宗吾厚黑学中,有这么一段:人问:“世间有人

,用厚黑以图谋私利,居然成功,是何道理?”李宗吾答:“这即所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耳。’与他相敌的人,不外两种:一种是图谋公利而不懂厚黑技术的人,一种是图谋私利,而厚黑之技术不如他的人,故他能取胜。”江严防紧锁,死都不放过赵紫阳,说明他能对付前一类政敌;江借邓之手,击败杨家将;又将与他同等资历的乔石和李瑞环排挤出局,说明他能对付后一类政敌。





最后的斗争:堵死政改之路


江任内,尤其前半期,关键人事,竟不能自主。朱镕基出任总理,为邓小平遗嘱之一;胡锦涛接班,也由邓小平隔代指定;温家宝接任总理,大抵也是邓的意思。江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于是,到了任期届满,必须交权前,江精心布局,绞尽脑汁。


事关世代交替、权力交接的“十六大”,在江的主导下,政治局常委被空前地扩大到9人,军委则扩大到11人,而政治局中,三分之二由江系人马占据要津,其中的地方大员,更来自于江的擢升。名义上,胡锦涛独拥党政军大权,但其权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稀释,决策范围扩大,决定权缩小。这种格局,江意明白无误:胡接手,只能守成,休想有所作为。


岁月不饶人,转眼又到了中共“十七大”,胡锦涛与江泽民的微妙互动,始终是这次党代会的最大看点。会上传,胡的“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对江“三个代表”从理论上的否定。


实际上,不论是江的“三个代表”理论,还是胡的“科学发展观”,都只不过是有名无实、欺世盗名的招牌,正如李宗吾所论:“厚黑的施用,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把它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党内人士透露,“十七大”前夕,围绕人事安排,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之激烈,爲近三十年来所仅见。作爲“十七大”的最后一幕,政治局常委出炉后,到记者面前亮相,竟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这在严格照脚本演戏的中共那里,显然不同寻常。或许只有一个解释:即便到了最后一分钟,胡江两派的权力较量,仍然难以平息,而缠斗不休。


如果说,在文明国家,选举前,就能让人看出谁胜谁负,那是因爲,有民意测验,选举的结果,出自民意的走向;而在中共那里,会还没有开,外界就已得知会中的人事安排,不是因爲透明,更与民意无关,问题出在其内部:有人故意放风。


“十七大”前后,有关高层人事安排及习李变局的传言,分毫不差,完全坐实。与其说是外界于会前打探的能耐,不如说是中共高层蓄意放风的结果。一则,胡江两派各自放风,影响外界预期,造成有利于己方的舆论,所谓“先声夺人”;二则,高层统一放风,造成权力分配的既成事实,以免党外诧异、党内不服。古人有“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在中共那里,成了“官位未定,舆论先行”。


江退休之后,从未停止干政,其干政的力度,屡屡让外界惊异。这种惊异,经历了三层递进。第一层, 2002至 2003年,当海内外媒体普遍议论“中共最高权力将首次实现有序和平稳移交”时,却惊讶地发现,在交出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江居然效法邓,继续留任“军委主席”;2004年,当江被迫交出“军委主席”一职、外界普遍以爲胡“大权在握”之时,却又惊讶地发现,江继续通过遍布党政军的“上海帮”或江系人马,有效牵制胡。


2007年,当外界普遍以爲在陈良宇下狱、黄菊暴亡之后,江系受到沉重打击,胡锦涛将成爲“十七大”的大赢家,岂料,江泽民竟能插手“第五代”人事安排,硬是将“李克强接班”的原案,变成“习近平李克强同时出线、习近平后来居上”的新版。李克强从第一顺位接班人,变成第二顺位接班人,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来自于江泽民的强力干政。李的挫折,就是胡的挫折。李和胡对江的耿耿于怀,不言而喻。

*(注:更大的惊讶,还是2012年11月,86岁的江泽民鏖战“十八大”,一举击败胡系、团派、改革派等众派系,在政治局常委中塞进超过半数的江系人马,对习近平、李克强构成强力监视,形成中南海新的“看死内阁”。)


从“十六大”、“十七大”到“十八大”,胡江两派斗法,讨价还价。按常理,派系牵制、派系共治,具有一定的民主原理。然而,在中共那里,就连这个原理也走了样:并不是正常意义的派系制衡与监督,而是江系对胡系的监视。“十七大”和“十八大”前夕分别被热炒的“政改”和“民主”话题,旋即遭到冷处理,从一个侧面证明,江泽民的强力干政,目的只有一个:堵死政改,阻绝民主进程。


200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大阅兵,大游行,大型晚会......眼花缭乱之间,最大的看点,却并非新型武器、美女方队、璀璨焰火、广场舞会等,而是那名八十三岁的老人:身为普通党员和平民的江泽民,赫然现身天安门,且高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二号位置,出尽风头。


邓小平的位置曾先后摆在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之后,名义上的第二位,实际上的第一位,众所周知,那叫做“垂帘听政”。而彼时,名义上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邓,至少还担任军队的最高职务:中央军委主席。


自称“与时俱进”的江泽民,比邓小平还跋扈:身无一职,竟敢高居第二。赤裸裸“厚如城墙,黑如煤炭”。与其说是胆子大,不如说是实力强。遍布于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江系人马,是其权力经久不衰的保障。


天安门的这一幕,展示,论中共时代,并无“胡温”,只有“江胡”。而事实还是,江在前,胡在后;江强势,胡弱势。至于那个被成为弱势总理的温家宝,更是没戏,被排挤到权力边缘,终日忙忙乎乎,不过就是一个“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