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至1919年，周恩来曾居住日本。赴日前，年仅十九岁的周，写下豪迈诗句，赠给他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并赠言同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显露出他的远大志向。
赴日本考试失败，回国搞革命
中国史料说周恩来留学日本，其实并不准确。在旅日的两年里，周虽然积极准备考试，曾瞄准东京高等师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和明治法律学校（后称明治大学），但前后三次应试，都以失败落榜，未能如愿考入任何一家日本正规学校。
旅日期间，周恩来也没有打工。因为，赴日前，有位家境富裕的同学，曾资助他三百大洋，足够他生存一段时间。更多时间里，周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加入了留日中国学生创办的民间团体“新中学会”。这个学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这个学会集资建立了会员宿舍，称“新中寄庐”，供经济困难的会员居住。后来，周也搬入那里居住。
其他中国学生，开始都很不习惯在日本的生活，但周恩来却很快就喜欢上日本的生活方式，入乡随俗。他身穿和服，脚蹬木屐，席地而坐，尽情享用和食。
1919年4月，第三次考试失败后，周恩来备受打击，情绪低落，决定回国。回国前，他专程前往京都观光。这座千年古都的美景，让他心驰神往、流连忘返，逗留长达十天。周激情澎湃，写下一组诗词，题为《雨中岚山》、《雨后岚山》、《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四次游圆山公园》等。
其中一首，《雨中岚山》，后来刻上了诗碑。那是1979年，周恩来已经过世三年，日中关系进入友好阶段。在京都岚山，建立起“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上面刻着周的《雨中岚山》诗句：“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
周尝试写现代诗，但从汉文角度，这首诗的文学水平并不高，尤其后半段，几乎就是大白话，不能算诗。倒是周恩来赴日前写的那首古典格律诗“大江歌罢掉头东……”，文学水平更高一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座“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自落成后，倒成为落第中国学生的纪念地。一旦考试落榜，他们便来到这里凭吊。那座诗碑，仿佛是一个昭示：考不上大学，并不妨碍一个人干大事。周的人生成就，足以激励千百万落榜生。如果当年的周恩来，如愿考上了日本大学，历史上，倒可能少了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以及日后的红色中国总理。这对人类而言，很难说是福是祸？这层意义，或可比拟希特勒未能考上维也纳美术学院的那段轶事，因为少了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倒多了一个搅乱世界的纳粹领袖。
周恩来一回到中国，就开始干大事。1919年5月，中国爆发“五四”学生运动，口号是“科学与民主”、“砸烂孔家店”。周积极参加这个运动，并成为其中的骨干。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秘密成立，包括周在内的“五四”运动积极分子，大都成为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
伴君如伴虎，精通“老二哲学”
几乎从创党之日起，周恩来就位居中共高层，终其一生而不倒，置身这部世界上最残酷的绞肉机（党机器），陪伴暴君毛泽东，“伴君如伴虎”，周以柔软身段，千变万化，竟能适者生存，长期存活，居高不倒，是为奇迹。
周恩来外形俊美，以文雅、文质彬彬、风度翩翩著称，曾并列中华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待人细致入微，处事举轻若重，长年肩负党国重任。周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人缘之佳、风评之好，无人能出其右。在党内得人望，在敌营也得好感。国共合作期间，在黄埔军校，连蒋介石都对他优礼有加。蒋不能延周为己用，曾引为终身恨事。
在中共这边，后期传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敌视周恩来，其实不然。即便“四人帮”，也极敬重周，只因毛泽东的记恨和指使，“四人帮”有时不得已充当批周先锋。而这等角色，邓小平也充当过。文革后期，邓复出，就是受毛起用，以邓制周。
年轻时，周恩来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当理想无法实现时，他便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当他意识到必须在惨烈的权力斗争中存活时，就完全置理想于不顾。而他年轻时曾怀抱的所谓理想，不管叫做什么，终其一生，从来都没有实现过。
事实上，周恩来一生陷于中共内斗，那是中外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最疯狂、最惨烈的权力斗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从流寇相残到宫廷干戈，斗争，防范，自保，周为此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形销骨立。
中共早期，周恩来地位高于毛泽东。周担任中央要职，甚至最高领导职务，毛仅担任地方性职务。周也一直受到斯大林和苏共的青睐。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到“遵义会议”（1934年）前，周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一情形，直到中共中央进入延安，才逐渐发生改变。
古语道：狭路相逢勇者胜。毛周权斗，周不及毛勇，更不及毛狠，所以败下阵来，最后甘当“老二”，忠心辅佐毛。正因为周不及毛狠，在党内人士眼里，毛周对比，周还残留一丝人性，为各派系所亲近，颇受尊崇。
延安“整风”（1942至1945年）期间，周恩来是毛泽东要整的主要靶子，毛亲信刘少奇则是整周的急先锋，周被逼不断检讨，并承认“自己只能当二把手”。但延安“整风”的结果，连“二把手”的位置也被刘少奇捞去了。那一回，毛是联刘斗周。但二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毛却又联周斗刘，如何处置倒台的刘，周曾在文件上批示建议“枪毙”，毛假意当白脸，批示“有病治病，给九大留活靶子。”刘惨死，周报了一箭之仇。
在残酷的党机器里，周恩来能自保，关键在于，他深谙“老二哲学”：不出头，不抱怨，亦步亦趋，忍辱负重。在中共高层，刘少奇、林彪等人，虽都曾当过“老二”，但都因显露锋芒，而半途夭折。刘、林等，只能算名义上的“老二”；真正的“老二”，从来就是周。但周为此活得太累，注定成为悲剧性人物。
为求自保，六亲不认
但周恩来之狠毒，自有记录。1931年，中共高级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到国民党，主管中共特科的周恩来，亲自带队，清理门户，将顾之妻子、孩子等共8人，用绳子一一勒死，被杀的人中，包括顾顺章5岁的幼子，还包括周的救命恩人斯励。在那之前，蒋介石清党时（1927年），周恩来被国民党师长斯烈扣留，其弟弟斯励曾是黄埔军校周的学生，当即救周逃出生天。四年后，当周亲自指挥杀害顾全家时，为不留痕迹和后患，也没有放过正在顾家的客人，当时正在顾家打麻将的斯励。
共产党主张，要党性，不要人性。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为求自保，六亲不认，曾亲自批示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当周的养女孙维世向周哭诉惨遭毛泽东奸污情节时，周竟要求孙“不得声张”、“顾全大局”。后来，孙维世遭毛和江青构陷下狱，周又亲自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
惊险渡过文革风暴
中南海权力斗争，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文革前夕，刘少奇通过一段时间的经济改革，把中国从大崩溃、大饥荒的危局中暂时扭转过来，为此建立巨大声望；而在党政系统内，从中央到地方，包括至关重要的新闻机构，刘的人马占据要津。相比之下，毛泽东形同孤立。
毛泽东通过与周恩来、林彪的联盟，以非常手段，扳倒刘少奇，并将刘的人马，从上到下，悉数清洗。在周、林扮演的帮凶角色中，相对而言，林被动参与，属于消极角色；周主动追随，属于积极角色。
有人说，文革中，周恩来保护了许多老干部或“民主派”人士。事实上，毛决意要打倒的人，周绝不保护；而毛觉得稍可放一马的人，周则会尽力去保护。换言之，作为一个天生的人际关系高手，保护，出自周的本能；但周一定会看准毛的眼色行事，决不会莽撞行事。
李宗吾书中，论及厚黑“二妙法”，其中之一是“锯箭法”：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外科医生将箭干锯下，索要谢礼。这人问外科医生：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外科医生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找内科医生好了。周在文革中表演的“保护”戏，貌似慷慨义气，实乃“锯箭法”高手，顺势而为，戛然而止。自扮“外科医生”，推毛为“内科医生”，外人不辨其厚黑而妄加称赞。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是愚忠，甚至超过愚忠。中国古人言“忠”，曰：“武死战，文死谏。”忠臣为君主进谏，念在国家，怜悯天下苍生，不惜撞死阶下。而周对毛，没有劝诫，只有顺从，实则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三国时，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功在社稷，惠泽天下，名垂千古。周恩来却将一生不凡才华，虚耗在永无休止的党内权力斗争中，直至生命终点。其历史地位，终难获得正面评价。
主持日中建交谈判，外交无小事
或许因为青年时代曾留居日本的缘故，周恩来对日本颇有好感。处理外交关系，通常是，毛泽东的主意，周恩来的技巧。周负责具体谈判，掌握细节。周的名言是：“外交无小事。”
1951年8月15日，身兼中国政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就琉球群岛归属问题，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在过去任何国际协定中，都未曾规定琉球群岛脱离日本”。同期，《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琉球群岛包括尖阁诸岛。”
1955年11月，日本前首相片山哲访问中国，与周恩来会见，周当面告诉片山：“中国根本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意思。”片山与中国签署了第一个“日中民间文化交流协定”。
1959年和1963年，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两次访问中国，与周恩来会见。后来，周故意感慨说：“日本只有下了台的首相才来中国访问，现任首相则不来访问。北京机场随时向日本现任首相开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与周恩来展开邦交正常化谈判。用“邦交”，而不用“建交”，又用“关系正常化”，来表达日中关系，都是周恩来的发明，他知道，日本顾忌与台湾的关系而犹豫。周希望快刀斩乱麻，把过去的日中关系归结为“不正常关系”。
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致辞时，田中对日中战争表达了反省之意，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然而，“添麻烦”这个说法，在中文里，是很轻微的表示，有些中国官员为此感到不满。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对田中角荣说：“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了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是很轻的。”但周又主动替田中打圆场说：“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
关于尖阁诸岛，周恩来对田中表示：“尖阁列岛问题，这次不想说。因为出了石油，所以成了问题。（如果）没有石油的话，台湾美国都没有问题。”又对参加谈判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我并不了解尖阁列岛，没有关注尖阁列岛。竹入先生，您也不关心尖阁列岛吧？”周还对日中双方人员说：“尖阁诸岛的问题没有必要涉及，它与恢复邦交相比就算不了什么问题。”
经过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谈判，日中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中结束不正常关系。” 实现邦交正常化。
毛周联手，逼走林彪
打倒刘少奇之后，1969年，毛泽东钦定林彪为“接班人”，周恩来马上表示赞同并全力支持。林的地位，原先在周之下，但当林上升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后，周立即调整自己的角色和态度，甘居“第三位”。不顾黄埔军校时期，周、林曾是师生关系，也不顾长期以来，周从来就是林的顶头上司，周见林，从此毕恭毕敬，口称“林副主席”，口称“汇报”，心甘情愿，竟没有丝毫不安或不适的辞色。没有一身厚黑功夫，安能如此？
林彪坠机身亡后，毛泽东和江青派人去抄家，发现周恩来和林彪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二百多封。其中，周对林表达的效忠之辞，达到肉麻程度。江青故意告知周，并问如何处理。周毕竟老练，不动声色，说，你们看着办吧！为了向周示好，巩固江周同盟关系，江青下令，把那些信全部烧毁。周感激江，投桃报李，给予江青大量支持。
毛林关系出现紧张的初期，周也曾设法调解和弥补。毛、林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1971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林期待毛与他开口说话，但毛并不理睬，林忍无可忍，借口上厕所，不辞而别。周得知，极为紧张，寻思这个“五一节”，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的合照，将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于是，周让人拼凑了毛林合影，见报后，连欧美情报机构官都未曾察觉。
眼看毛林对立，无可挽回，周立即选边站，断然站到毛一边。林彪的出走与摔死，是毛周联手制造的结果。1971年9月，毛林关系破裂后，毛借故南巡，一路走，一路骂，沿途制造倒林舆论；周则坐镇北京，密切监控林动向。林彪一家乘“三叉戟”上天后，周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林无处落脚，只得朝北飞，最后坠落蒙古沙漠，机毁人亡。
闻林彪死讯，周恩来罕见地嚎啕大哭，副总理纪登奎惊诧不解，周只连声说“你不懂！你不懂！”原来，兔死狐悲。周深知，林已亡，从此之后，斗争性十足的毛泽东，迟早会把矛头指向他。周将成为毛晚年最后一个靶子。
林彪坠机后，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皇帝访问中国，周恩来陪同他去南方参观。登上飞机后，周很不放心，反复问机长：“飞机检查过吗？”“试飞过吗？”过长江时，周心神不定地问：“是过长江吗？”“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我看不像呀！”机组人员从来没见过周如此多疑。周恩来担心，毛泽东会像对付林彪那样对付他，用一架飞机将他送出国门之外，制造事故，葬身异域；然后，再用一个叛逃的罪名，将他污名化。
遭毛算计，周死得凄惨
林彪倒台以后，看上去，毛泽东在党内已无对手。然而，周恩来的威信如日中天，却让毛寝食不安。尽管周对毛忠心耿耿，在建政后历次权力斗争中，都毫不犹豫地站在毛一边。此时，毛身体每况愈下，党国大事，都由周操办。周在党内外凝聚了巨大人气，威望崇隆，晚年愈盛。功高镇主，终为毛所忌。
毛泽东突然起用已经被打到的邓小平，用做对抗周恩来的棋子。邓从前就是毛的亲信，因中途追随刘少奇，毛怒而将他打倒，但手下留情，未将邓整死。邓意外被征召，重获重用，对毛感恩戴德，很快摆出一副要取周而代之的架势。
邓对抗周，干得卖力，多次在批周会议上，对周下重手。以至于，重病后卧床不起的周，曾瞪着眼对邓吼道：“你就不能忍一忍？”言毕，把带着痛苦表情的脸转向墙壁。邓不曾想到的是，周一死，毛的斗争矛头又再次对准了邓。
1972年，周恩来与美国总统谈判，实现美中和解；与日本首相谈判，促成日中建交。这种外交大手笔，原本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但毛想整治周，故意在“鸡蛋里挑骨头”，把周对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的友好姿态、必要的妥协和让步，诬陷为“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
到1973年，毛暗示亲信王海蓉：批林批孔，还要批“周公”。这年11月，毛授意，由邓小平、纪登奎、江青和李先念等人组成所谓“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在内部批周。周被迫连续检讨，身心健康遭受极大摧残。中直机关服务员，大多敬仰周，每当政治局开会批周，服务员们便哭成一片。纪登奎虽当面申斥，却也无可奈何。
1974年，毛约见北京大学女讲师芦笛，让芦笛整理出谈话纪要，抄送政治局，这份纪要，名为“评水浒”，实际将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周，暗示：周恩来是宋江（《水浒传》里的梁山泊首领，后来率部归顺朝廷），属于投降派。
1975年，失明一年多的毛，经手术摘除白内障，恢复视力。此时，周在党内外广受爱戴的传闻，已经让毛忍无可忍。下令加大“批周”力度。周经不起新一波折腾，终于不支而倒下。此时，毛知周已无能为，才“恩准”为周动手术，令人惊奇的是，手术不动则已，一动就是连续十三次！高龄而羸弱的周如何承受得起，急剧消瘦，最轻时，只有六十余斤，仅剩一副骨架！
周深明毛的用心，于是，在最后一次进入手术室时，突然失态，大声对身边人员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这番最后的话语里，周第一次没有提到“忠于毛主席”，算是对毛死了心。周语气激动，浑身颤抖，说完，叫医务人员拿过纸和笔来。周已经无力书写，仅仅在一份文件上签了一个名。由于剧烈颤抖，手抓不稳笔，所签“周恩来”三字，歪歪扭扭，几不成形。这份文件，称做《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周年轻时曾化名“伍豪”），毛指使其亲信再次炒作“伍豪事件”，企图诬陷周二十年代被捕后叛变国民党，早就是“投降派”。
据说，此后，周没有再说一句话。躺在病床上，双目直直地望着床顶。左派的江青等人来看周，周不语；右派的叶剑英等人来看周，周也不语；即便是对夫人邓颖超，周也不多言。邓颖超求他开口，只见周两行清泪，顺着瘦骨嶙峋的双颊，黯然滑落。在此之前，周已留下遗嘱：遗体火化，将骨灰撒到江河与大海。这是中共高层人物中，创立这类遗嘱的第一人。显然是防范身后遭毛鞭尸清算。
老百姓痛哭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晨，周恩来走完复杂而沉重的一生，凄凉辞世。一周后，1976年1月15日，周遗体火化，灵车缓行长安街，上百万北京市民在寒风中夹道，痛哭送行，哀声动地，泪洒长安街。1976年4月5日，清明节，百万市民再度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毛泽东闻讯大怒，说：“这是拿死人压活人！”当即下令镇压。
老百姓对周恩来的爱戴，出自下意识。当毛泽东打倒了大部分高官，诸如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贺龙、陶铸，等等，并把他们“批倒批臭”之后，居高不倒的周恩来，便成为罕见异数。周长期而经常曝光于镁光灯下，或在外交场合，风度优雅；或在救灾现场，神态庄严。如此正面形象，在单一媒体的灌输下，点点滴滴，渗入人心，不由得老百姓不爱戴。
爱戴，也出自逆反心理。毛泽东被宣扬为唯一的“神”，动辄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早先还让人觉得新鲜，后期就让人反感。当有人察觉毛竟然要拿周开刀时，不平之心，油然而生。1976年民间自发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就发生在这种心照不宣的大氛围下。
“四人帮”倒台后，文革遭中共否定。华国锋和邓小平主政时期，在承认毛泽东“
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同时，借用民意，把备受民间爱戴的周恩来塑造成另外一尊“神”。其目的，仍然在于维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机关算尽，还是没有防堵住他最担忧的后患：周、毛相继死后，在中共内部，周的声誉还是压倒了毛。
在《厚黑学》中，李宗吾道：深于黑学的人，如退光漆招牌，越是黑，买主越多。称为：“心子漆黑，招牌透亮”。周恩来大抵属于此类。实际上，周的修为，臻入“厚黑学至境”，即，第三层次：“厚而无形，黑而无色。”或，“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世人皆以为他不厚不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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