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厚黑學》 之二 周恩来,精通「老二哲学」

Updated: Dec 11, 2018


1917至1919年,周恩来曾居住日本。赴日前,年仅十九岁的周,写下豪迈诗句,赠给他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并赠言同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显露出他的远大志向。



赴日本考试失败,回国搞革命


中国史料说周恩来留学日本,其实并不准确。在旅日的两年里,周虽然积极准备考试,曾瞄准东京高等师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和明治法律学校(后称明治大学),但前后三次应试,都以失败落榜,未能如愿考入任何一家日本正规学校。


旅日期间,周恩来也没有打工。因为,赴日前,有位家境富裕的同学,曾资助他三百大洋,足够他生存一段时间。更多时间里,周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加入了留日中国学生创办的民间团体“新中学会”。这个学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这个学会集资建立了会员宿舍,称“新中寄庐”,供经济困难的会员居住。后来,周也搬入那里居住。


其他中国学生,开始都很不习惯在日本的生活,但周恩来却很快就喜欢上日本的生活方式,入乡随俗。他身穿和服,脚蹬木屐,席地而坐,尽情享用和食。


1919年4月,第三次考试失败后,周恩来备受打击,情绪低落,决定回国。回国前,他专程前往京都观光。这座千年古都的美景,让他心驰神往、流连忘返,逗留长达十天。周激情澎湃,写下一组诗词,题为《雨中岚山》、《雨后岚山》、《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四次游圆山公园》等。


其中一首,《雨中岚山》,后来刻上了诗碑。那是1979年,周恩来已经过世三年,日中关系进入友好阶段。在京都岚山,建立起“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上面刻着周的《雨中岚山》诗句:“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


周尝试写现代诗,但从汉文角度,这首诗的文学水平并不高,尤其后半段,几乎就是大白话,不能算诗。倒是周恩来赴日前写的那首古典格律诗“大江歌罢掉头东……”,文学水平更高一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座“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自落成后,倒成为落第中国学生的纪念地。一旦考试落榜,他们便来到这里凭吊。那座诗碑,仿佛是一个昭示:考不上大学,并不妨碍一个人干大事。周的人生成就,足以激励千百万落榜生。如果当年的周恩来,如愿考上了日本大学,历史上,倒可能少了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以及日后的红色中国总理。这对人类而言,很难说是福是祸?这层意义,或可比拟希特勒未能考上维也纳美术学院的那段轶事,因为少了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倒多了一个搅乱世界的纳粹领袖。


周恩来一回到中国,就开始干大事。1919年5月,中国爆发“五四”学生运动,口号是“科学与民主”、“砸烂孔家店”。周积极参加这个运动,并成为其中的骨干。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秘密成立,包括周在内的“五四”运动积极分子,大都成为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




伴君如伴虎,精通“老二哲学”


几乎从创党之日起,周恩来就位居中共高层,终其一生而不倒,置身这部世界上最残酷的绞肉机(党机器),陪伴暴君毛泽东,“伴君如伴虎”,周以柔软身段,千变万化,竟能适者生存,长期存活,居高不倒,是为奇迹。


周恩来外形俊美,以文雅、文质彬彬、风度翩翩著称,曾并列中华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待人细致入微,处事举轻若重,长年肩负党国重任。周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人缘之佳、风评之好,无人能出其右。在党内得人望,在敌营也得好感。国共合作期间,在黄埔军校,连蒋介石都对他优礼有加。蒋不能延周为己用,曾引为终身恨事。


在中共这边,后期传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敌视周恩来,其实不然。即便“四人帮”,也极敬重周,只因毛泽东的记恨和指使,“四人帮”有时不得已充当批周先锋。而这等角色,邓小平也充当过。文革后期,邓复出,就是受毛起用,以邓制周。


年轻时,周恩来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当理想无法实现时,他便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当他意识到必须在惨烈的权力斗争中存活时,就完全置理想于不顾。而他年轻时曾怀抱的所谓理想,不管叫做什么,终其一生,从来都没有实现过。


事实上,周恩来一生陷于中共内斗,那是中外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最疯狂、最惨烈的权力斗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从流寇相残到宫廷干戈,斗争,防范,自保,周为此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形销骨立。


中共早期,周恩来地位高于毛泽东。周担任中央要职,甚至最高领导职务,毛仅担任地方性职务。周也一直受到斯大林和苏共的青睐。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到“遵义会议”(1934年)前,周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一情形,直到中共中央进入延安,才逐渐发生改变。


古语道:狭路相逢勇者胜。毛周权斗,周不及毛勇,更不及毛狠,所以败下阵来,最后甘当“老二”,忠心辅佐毛。正因为周不及毛狠,在党内人士眼里,毛周对比,周还残留一丝人性,为各派系所亲近,颇受尊崇。


延安“整风”(1942至1945年)期间,周恩来是毛泽东要整的主要靶子,毛亲信刘少奇则是整周的急先锋,周被逼不断检讨,并承认“自己只能当二把手”。但延安“整风”的结果,连“二把手”的位置也被刘少奇捞去了。那一回,毛是联刘斗周。但二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毛却又联周斗刘,如何处置倒台的刘,周曾在文件上批示建议“枪毙”,毛假意当白脸,批示“有病治病,给九大留活靶子。”刘惨死,周报了一箭之仇。


在残酷的党机器里,周恩来能自保,关键在于,他深谙“老二哲学”:不出头,不抱怨,亦步亦趋,忍辱负重。在中共高层,刘少奇、林彪等人,虽都曾当过“老二”,但都因显露锋芒,而半途夭折。刘、林等,只能算名义上的“老二”;真正的“老二”,从来就是周。但周为此活得太累,注定成为悲剧性人物。




为求自保,六亲不认


但周恩来之狠毒,自有记录。1931年,中共高级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到国民党,主管中共特科的周恩来,亲自带队,清理门户,将顾之妻子、孩子等共8人,用绳子一一勒死,被杀的人中,包括顾顺章5岁的幼子,还包括周的救命恩人斯励。在那之前,蒋介石清党时(1927年),周恩来被国民党师长斯烈扣留,其弟弟斯励曾是黄埔军校周的学生,当即救周逃出生天。四年后,当周亲自指挥杀害顾全家时,为不留痕迹和后患,也没有放过正在顾家的客人,当时正在顾家打麻将的斯励。


共产党主张,要党性,不要人性。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为求自保,六亲不认,曾亲自批示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当周的养女孙维世向周哭诉惨遭毛泽东奸污情节时,周竟要求孙“不得声张”、“顾全大局”。后来,孙维世遭毛和江青构陷下狱,周又亲自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




惊险渡过文革风暴


中南海权力斗争,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文革前夕,刘少奇通过一段时间的经济改革,把中国从大崩溃、大饥荒的危局中暂时扭转过来,为此建立巨大声望;而在党政系统内,从中央到地方,包括至关重要的新闻机构,刘的人马占据要津。相比之下,毛泽东形同孤立。


毛泽东通过与周恩来、林彪的联盟,以非常手段,扳倒刘少奇,并将刘的人马,从上到下,悉数清洗。在周、林扮演的帮凶角色中,相对而言,林被动参与,属于消极角色;周主动追随,属于积极角色。


有人说,文革中,周恩来保护了许多老干部或“民主派”人士。事实上,毛决意要打倒的人,周绝不保护;而毛觉得稍可放一马的人,周则会尽力去保护。换言之,作为一个天生的人际关系高手,保护,出自周的本能;但周一定会看准毛的眼色行事,决不会莽撞行事。


李宗吾书中,论及厚黑“二妙法”,其中之一是“锯箭法”: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外科医生将箭干锯下,索要谢礼。这人问外科医生: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外科医生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找内科医生好了。周在文革中表演的“保护”戏,貌似慷慨义气,实乃“锯箭法”高手,顺势而为,戛然而止。自扮“外科医生”,推毛为“内科医生”,外人不辨其厚黑而妄加称赞。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是愚忠,甚至超过愚忠。中国古人言“忠”,曰:“武死战,文死谏。”忠臣为君主进谏,念在国家,怜悯天下苍生,不惜撞死阶下。而周对毛,没有劝诫,只有顺从,实则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三国时,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功在社稷,惠泽天下,名垂千古。周恩来却将一生不凡才华,虚耗在永无休止的党内权力斗争中,直至生命终点。其历史地位,终难获得正面评价。




主持日中建交谈判,外交无小事


或许因为青年时代曾留居日本的缘故,周恩来对日本颇有好感。处理外交关系,通常是,毛泽东的主意,周恩来的技巧。周负责具体谈判,掌握细节。周的名言是:“外交无小事。”


1951年8月15日,身兼中国政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就琉球群岛归属问题,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在过去任何国际协定中,都未曾规定琉球群岛脱离日本”。同期,《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琉球群岛包括尖阁诸岛。”


1955年11月,日本前首相片山哲访问中国,与周恩来会见,周当面告诉片山:“中国根本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意思。”片山与中国签署了第一个“日中民间文化交流协定”。


1959年和1963年,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两次访问中国,与周恩来会见。后来,周故意感慨说:“日本只有下了台的首相才来中国访问,现任首相则不来访问。北京机场随时向日本现任首相开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与周恩来展开邦交正常化谈判。用“邦交”,而不用“建交”,又用“关系正常化”,来表达日中关系,都是周恩来的发明,他知道,日本顾忌与台湾的关系而犹豫。周希望快刀斩乱麻,把过去的日中关系归结为“不正常关系”。


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致辞时,田中对日中战争表达了反省之意,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然而,“添麻烦”这个说法,在中文里,是很轻微的表示,有些中国官员为此感到不满。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对田中角荣说:“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了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是很轻的。”但周又主动替田中打圆场说:“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


关于尖阁诸岛,周恩来对田中表示:“尖阁列岛问题,这次不想说。因为出了石油,所以成了问题。(如果)没有石油的话,台湾美国都没有问题。”又对参加谈判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我并不了解尖阁列岛,没有关注尖阁列岛。竹入先生,您也不关心尖阁列岛吧?”周还对日中双方人员说:“尖阁诸岛的问题没有必要涉及,它与恢复邦交相比就算不了什么问题。”


经过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谈判,日中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中结束不正常关系。” 实现邦交正常化。




毛周联手,逼走林彪


打倒刘少奇之后,1969年,毛泽东钦定林彪为“接班人”,周恩来马上表示赞同并全力支持。林的地位,原先在周之下,但当林上升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后,周立即调整自己的角色和态度,甘居“第三位”。不顾黄埔军校时期,周、林曾是师生关系,也不顾长期以来,周从来就是林的顶头上司,周见林,从此毕恭毕敬,口称“林副主席”,口称“汇报”,心甘情愿,竟没有丝毫不安或不适的辞色。没有一身厚黑功夫,安能如此?


林彪坠机身亡后,毛泽东和江青派人去抄家,发现周恩来和林彪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二百多封。其中,周对林表达的效忠之辞,达到肉麻程度。江青故意告知周,并问如何处理。周毕竟老练,不动声色,说,你们看着办吧!为了向周示好,巩固江周同盟关系,江青下令,把那些信全部烧毁。周感激江,投桃报李,给予江青大量支持。


毛林关系出现紧张的初期,周也曾设法调解和弥补。毛、林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1971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林期待毛与他开口说话,但毛并不理睬,林忍无可忍,借口上厕所,不辞而别。周得知,极为紧张,寻思这个“五一节”,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的合照,将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于是,周让人拼凑了毛林合影,见报后,连欧美情报机构官都未曾察觉。


眼看毛林对立,无可挽回,周立即选边站,断然站到毛一边。林彪的出走与摔死,是毛周联手制造的结果。1971年9月,毛林关系破裂后,毛借故南巡,一路走,一路骂,沿途制造倒林舆论;周则坐镇北京,密切监控林动向。林彪一家乘“三叉戟”上天后,周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林无处落脚,只得朝北飞,最后坠落蒙古沙漠,机毁人亡。


闻林彪死讯,周恩来罕见地嚎啕大哭,副总理纪登奎惊诧不解,周只连声说“你不懂!你不懂!”原来,兔死狐悲。周深知,林已亡,从此之后,斗争性十足的毛泽东,迟早会把矛头指向他。周将成为毛晚年最后一个靶子。


林彪坠机后,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皇帝访问中国,周恩来陪同他去南方参观。登上飞机后,周很不放心,反复问机长:“飞机检查过吗?”“试飞过吗?”过长江时,周心神不定地问:“是过长江吗?”“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我看不像呀!”机组人员从来没见过周如此多疑。周恩来担心,毛泽东会像对付林彪那样对付他,用一架飞机将他送出国门之外,制造事故,葬身异域;然后,再用一个叛逃的罪名,将他污名化。




遭毛算计,周死得凄惨


林彪倒台以后,看上去,毛泽东在党内已无对手。然而,周恩来的威信如日中天,却让毛寝食不安。尽管周对毛忠心耿耿,在建政后历次权力斗争中,都毫不犹豫地站在毛一边。此时,毛身体每况愈下,党国大事,都由周操办。周在党内外凝聚了巨大人气,威望崇隆,晚年愈盛。功高镇主,终为毛所忌。


毛泽东突然起用已经被打到的邓小平,用做对抗周恩来的棋子。邓从前就是毛的亲信,因中途追随刘少奇,毛怒而将他打倒,但手下留情,未将邓整死。邓意外被征召,重获重用,对毛感恩戴德,很快摆出一副要取周而代之的架势。


邓对抗周,干得卖力,多次在批周会议上,对周下重手。以至于,重病后卧床不起的周,曾瞪着眼对邓吼道:“你就不能忍一忍?”言毕,把带着痛苦表情的脸转向墙壁。邓不曾想到的是,周一死,毛的斗争矛头又再次对准了邓。


1972年,周恩来与美国总统谈判,实现美中和解;与日本首相谈判,促成日中建交。这种外交大手笔,原本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但毛想整治周,故意在“鸡蛋里挑骨头”,把周对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的友好姿态、必要的妥协和让步,诬陷为“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


到1973年,毛暗示亲信王海蓉:批林批孔,还要批“周公”。这年11月,毛授意,由邓小平、纪登奎、江青和李先念等人组成所谓“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在内部批周。周被迫连续检讨,身心健康遭受极大摧残。中直机关服务员,大多敬仰周,每当政治局开会批周,服务员们便哭成一片。纪登奎虽当面申斥,却也无可奈何。


1974年,毛约见北京大学女讲师芦笛,让芦笛整理出谈话纪要,抄送政治局,这份纪要,名为“评水浒”,实际将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周,暗示:周恩来是宋江(《水浒传》里的梁山泊首领,后来率部归顺朝廷),属于投降派。


1975年,失明一年多的毛,经手术摘除白内障,恢复视力。此时,周在党内外广受爱戴的传闻,已经让毛忍无可忍。下令加大“批周”力度。周经不起新一波折腾,终于不支而倒下。此时,毛知周已无能为,才“恩准”为周动手术,令人惊奇的是,手术不动则已,一动就是连续十三次!高龄而羸弱的周如何承受得起,急剧消瘦,最轻时,只有六十余斤,仅剩一副骨架!


周深明毛的用心,于是,在最后一次进入手术室时,突然失态,大声对身边人员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这番最后的话语里,周第一次没有提到“忠于毛主席”,算是对毛死了心。周语气激动,浑身颤抖,说完,叫医务人员拿过纸和笔来。周已经无力书写,仅仅在一份文件上签了一个名。由于剧烈颤抖,手抓不稳笔,所签“周恩来”三字,歪歪扭扭,几不成形。这份文件,称做《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周年轻时曾化名“伍豪”),毛指使其亲信再次炒作“伍豪事件”,企图诬陷周二十年代被捕后叛变国民党,早就是“投降派”。


据说,此后,周没有再说一句话。躺在病床上,双目直直地望着床顶。左派的江青等人来看周,周不语;右派的叶剑英等人来看周,周也不语;即便是对夫人邓颖超,周也不多言。邓颖超求他开口,只见周两行清泪,顺着瘦骨嶙峋的双颊,黯然滑落。在此之前,周已留下遗嘱:遗体火化,将骨灰撒到江河与大海。这是中共高层人物中,创立这类遗嘱的第一人。显然是防范身后遭毛鞭尸清算。




老百姓痛哭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晨,周恩来走完复杂而沉重的一生,凄凉辞世。一周后,1976年1月15日,周遗体火化,灵车缓行长安街,上百万北京市民在寒风中夹道,痛哭送行,哀声动地,泪洒长安街。1976年4月5日,清明节,百万市民再度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毛泽东闻讯大怒,说:“这是拿死人压活人!”当即下令镇压。


老百姓对周恩来的爱戴,出自下意识。当毛泽东打倒了大部分高官,诸如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贺龙、陶铸,等等,并把他们“批倒批臭”之后,居高不倒的周恩来,便成为罕见异数。周长期而经常曝光于镁光灯下,或在外交场合,风度优雅;或在救灾现场,神态庄严。如此正面形象,在单一媒体的灌输下,点点滴滴,渗入人心,不由得老百姓不爱戴。

爱戴,也出自逆反心理。毛泽东被宣扬为唯一的“神”,动辄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早先还让人觉得新鲜,后期就让人反感。当有人察觉毛竟然要拿周开刀时,不平之心,油然而生。1976年民间自发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就发生在这种心照不宣的大氛围下。


“四人帮”倒台后,文革遭中共否定。华国锋和邓小平主政时期,在承认毛泽东“

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同时,借用民意,把备受民间爱戴的周恩来塑造成另外一尊“神”。其目的,仍然在于维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机关算尽,还是没有防堵住他最担忧的后患:周、毛相继死后,在中共内部,周的声誉还是压倒了毛。


在《厚黑学》中,李宗吾道:深于黑学的人,如退光漆招牌,越是黑,买主越多。称为:“心子漆黑,招牌透亮”。周恩来大抵属于此类。实际上,周的修为,臻入“厚黑学至境”,即,第三层次:“厚而无形,黑而无色。”或,“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世人皆以为他不厚不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