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的瘟疫:从制度自信到制度迷信

如果是一个月前,或者一年前,甚至十年前,有谁能想到,今日中国,2020年农历春节前后的中国,是这样一幅图景:城市里,大街空空,行人稀少;高速公路和立交桥空荡,车辆少见;地铁和车站冷清,路人无几。农村里,到处筑起路障、挖断路基、闭门锁户,各自为营。正应验《红楼梦》名言:“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中国,终于沦落到这种田地!这是一党专政的中国,习近平时代的中国。看似偶然,实为必然。

回顾2017年,十九大召开,习近平登上权力巅峰。中共宣布正式进入“习近平新时代”。大权独揽的习近平,自我膨胀,头脑发热,不仅急不可耐地操纵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摆出长期当政或终身掌权的架势,而且传令习家军,耍几把“一刀切”,彰显“制度优势”。

于是,习近平亲信、习家军大员、甫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并晋升政治局委员的蔡奇,率先在北京点起三把火:大规模驱除低端人口;断然实施煤改气;一举铲除沿街商号(整治天际线)。习近平原以为,只要他一声令下,就能马到功成。却不料,蔡奇这三把火,立即激起民怨沸腾,国内外讨伐声四起。自以为是的习近平和蔡奇一脚踢到民意的铁板。

原来,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为习近平炮制了“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核心的一条是制度自信。习近平、王沪宁等人鼓吹:“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以为,只要领袖一挥手,一声号令,万事皆能,无事不成。

“集中力量办大事“,乍听上去,似乎有一定道理。千百座高楼大厦快速立起,遍布全国的高速公路快速建成,四纵四横的高速铁路快速铺成……然而,背后的代价是,野蛮拆迁,强占农地,豆腐渣工程,建筑过剩甚至留下无人问津的鬼城,以及,伴随的,官员上下其手,官场腐败透顶……

党领导一切,举国体制,中共叨叨不休的所谓“制度优势”,其实是为一党之私、一己之私而量身定做、语言包装的“制度优势”。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优势”下,种种大恶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大规模制造假新闻,大规模迫害信仰群体,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大规模贪污腐败……

最能体现这种“制度优势”的,莫过于新疆集中营,短短时间,就可以将数百万少数民族集中关押,强制洗脑,任意虐待。在习近平时代,所谓制度自信,成为制度迷信。

最后,极可能由中共军方病毒实验室泄露或生化武器失控所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最生动地向世界展示了这种“举国体制”。时间:农历春节前夕;地点:武汉,九省通衢之地;人物:定于一尊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包括亲自隐瞒,终于酿成蔓延全中国的一场大瘟疫。闯下弥天大祸之后,习近平又硬着头皮,亲自下令封城、封省、封乡、封村、封户,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壮举”,把史无前例的举国体制推向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


中国人民被推到生死莫测的深渊,中共政权也被推到生死莫测的关头。从制度自信到制度迷信,本身就是一种病毒、一种瘟疫,精神上的病毒,精神上的瘟疫。

源起武汉的大瘟疫证明,从制度自信到制度迷信,从制度迷信到制度失败,仅两步之遥。其实,王沪宁炮制的所谓四个自信,从一开始,就预示为四个失败:道路失败、理论失败、制度失败、文化失败(中共党文化的失败)。

习近平、王沪宁等人,竟然不明白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人,是精微的高级动物;人类社会,是生动而复杂的社会;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更日趋生动、复杂而精微,容不得半点粗糙、粗鲁、粗暴。民主制度的特质,宽容且精细,正符合现代社会走向,必然具有生命力;专制制度的特质,简单而粗暴,完全与时代相悖,必然祸事连连。

上世纪,国共对抗时期,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如今,应验到共产党自己身上。一党独裁,是上个世纪的怪胎,更是这个世纪的瘟神。迷信一党独裁的习近平、王沪宁们,败局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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