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声大规模暴力反日示威后，2012年8月底，一篇反思保钓的文章，意外刊登出来，证明中共高层存在不同声音，确有强硬派、温和派之分。该文首发于中共驻日官方媒体《日中新闻》，原标题是《认真反思日中关系冷静评判香港保钓者行动》，随后被中共国内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转载，标题更改为《保钓人士登岛不是爱国是害国》。
该文认为：“钓鱼岛问题也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日中关系的稳定对中国极端重要”；“在过去30年里，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资金来源和技术来源，也是中国商品的最大销售市场。”
作者试图以相对理性的姿态，发出与保钓风潮相对立的另一种声音。在舆论一统的中国媒体，实属罕有。作者指出，保钓人士一次又一次的登岛，“通过世界各国的各种媒体向全世界传达一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信息，即日本在有效地控制着钓鱼岛，日本在钓鱼岛有效地行使着行政管理权，司法管理权。”
听上去，倒像是一个替中国政府维护面子的说法。因为，保钓人士登岛，揭开的，不仅是日本有效控制钓鱼岛的事实，而且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再宣称拥有钓鱼岛主权，但钓鱼岛却一直处在日方的实际占有和有效控制之下？这恰恰反映中共主权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南海历来打压保钓人士的心理底蕴。
作者责备保钓人士的同时，也为中共领导人打了掩护，说：“40年前的1972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决定恢复日中关系时，并没有忘记钓鱼岛问题……历史证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决策非常正确。”
此处，作者语焉不详，略过了当年毛泽东、周恩来认可尖阁诸岛属于日本的史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政府声明和党报社论等形式，反复强调包括尖阁诸岛（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属于日本。所谓“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决策非常正确”，无非是说，当时中共为了跟据守台湾的国民政府争夺日本邦交而采取的“谋略”很精明。
作者显然不想让中国政府难堪，完全不提当钓鱼岛周围发现富藏石油和天然气之后、中共立场戏剧性转变的过程，只跳跃式的提到邓小平对钓鱼岛问题的立场：“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先放一下，让下一代，或下下一代去解决，他们比我们聪明。”讽刺的是，邓之后的下一代，其“聪明”程度，远不如邓。
作者进一步阐述：“中国当前最急需、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不是夺回钓鱼岛，而是“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对应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各种严峻的挑战。”事实上，每当中日发生冲突，“抵制日货”的中国人，在损害日本经济的同时，也损害了中国经济。
作者奉劝：“如果在现阶段提前提出解决钓鱼岛问题，与日本彻底闹翻，只能使中国失去战略发展的机遇，做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后悔莫及的蠢事。” 作者断言：“香港、台湾、大陆所谓的保钓人士所做的登陆钓鱼岛行动，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都不是爱国行为，而是害国行为。”
至于作者写出“从美国称霸世界，想打谁就打谁、想灭亡谁就能灭亡谁的残酷现实看……”以及“把日本企业推向越南这样恶毒的国家”等文字，又可见，试图在一方面展示理性的作者，却在另一方面展示非理性，这或许是为了文章发表的方便，能通过官方审稿。但如果是以愤青的姿态反嗜愤青，则属于彼此彼此、半斤八两，并不可取。
该文作者韩晓清，系中共党报《人民日报》驻日本分社社长、日中新闻社社长，乍看该文，属于作者个人感受；细看之下，应是代表了中共内部亲日派或温和派的声音。因为，稍后，中共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就日本大使座驾在北京遭袭击事件（2012年8月27日，在北京，若干中国人拦截日本驻中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车，并拔掉车头的日本国旗），说出了类似的话：这“不是理性的爱国行为，而是害国行为。”
退休后的唐，仍兼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新中日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长。唐家璇之意，当然是劝谕中国人，千万不要给政府添乱。唐家璇原定2013年3月访日，却被推迟。这一行程，原本被视为改善中日关系的契机。
韩晓清文章发表后，中日关系继续恶化，不进反退。韩旋即失声，再无下文。唐家璇访日行程被无限期推迟，或意味着唐受到党内强硬派的压制。这一切表明，中共内部，鸽派处于弱势，难以持续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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