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美開戰》第三章 之二 “保钓害国论”,亲日派旋即失声(上)

中国发声大规模暴力反日示威后,2012年8月底,一篇反思保钓的文章,意外刊登出来,证明中共高层存在不同声音,确有强硬派、温和派之分。该文首发于中共驻日官方媒体《日中新闻》,原标题是《认真反思日中关系冷静评判香港保钓者行动》,随后被中共国内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转载,标题更改为《保钓人士登岛不是爱国是害国》。


该文认为:“钓鱼岛问题也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日中关系的稳定对中国极端重要”;“在过去30年里,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资金来源和技术来源,也是中国商品的最大销售市场。”


作者试图以相对理性的姿态,发出与保钓风潮相对立的另一种声音。在舆论一统的中国媒体,实属罕有。作者指出,保钓人士一次又一次的登岛,“通过世界各国的各种媒体向全世界传达一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信息,即日本在有效地控制着钓鱼岛,日本在钓鱼岛有效地行使着行政管理权,司法管理权。”


听上去,倒像是一个替中国政府维护面子的说法。因为,保钓人士登岛,揭开的,不仅是日本有效控制钓鱼岛的事实,而且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再宣称拥有钓鱼岛主权,但钓鱼岛却一直处在日方的实际占有和有效控制之下?这恰恰反映中共主权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南海历来打压保钓人士的心理底蕴。


作者责备保钓人士的同时,也为中共领导人打了掩护,说:“40年前的1972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决定恢复日中关系时,并没有忘记钓鱼岛问题……历史证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决策非常正确。”


此处,作者语焉不详,略过了当年毛泽东、周恩来认可尖阁诸岛属于日本的史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政府声明和党报社论等形式,反复强调包括尖阁诸岛(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属于日本。所谓“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决策非常正确”,无非是说,当时中共为了跟据守台湾的国民政府争夺日本邦交而采取的“谋略”很精明。


作者显然不想让中国政府难堪,完全不提当钓鱼岛周围发现富藏石油和天然气之后、中共立场戏剧性转变的过程,只跳跃式的提到邓小平对钓鱼岛问题的立场:“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先放一下,让下一代,或下下一代去解决,他们比我们聪明。”讽刺的是,邓之后的下一代,其“聪明”程度,远不如邓。


作者进一步阐述:“中国当前最急需、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不是夺回钓鱼岛,而是“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对应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各种严峻的挑战。”事实上,每当中日发生冲突,“抵制日货”的中国人,在损害日本经济的同时,也损害了中国经济。


作者奉劝:“如果在现阶段提前提出解决钓鱼岛问题,与日本彻底闹翻,只能使中国失去战略发展的机遇,做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后悔莫及的蠢事。” 作者断言:“香港、台湾、大陆所谓的保钓人士所做的登陆钓鱼岛行动,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都不是爱国行为,而是害国行为。”


至于作者写出“从美国称霸世界,想打谁就打谁、想灭亡谁就能灭亡谁的残酷现实看……”以及“把日本企业推向越南这样恶毒的国家”等文字,又可见,试图在一方面展示理性的作者,却在另一方面展示非理性,这或许是为了文章发表的方便,能通过官方审稿。但如果是以愤青的姿态反嗜愤青,则属于彼此彼此、半斤八两,并不可取。


该文作者韩晓清,系中共党报《人民日报》驻日本分社社长、日中新闻社社长,乍看该文,属于作者个人感受;细看之下,应是代表了中共内部亲日派或温和派的声音。因为,稍后,中共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就日本大使座驾在北京遭袭击事件(2012年8月27日,在北京,若干中国人拦截日本驻中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车,并拔掉车头的日本国旗),说出了类似的话:这“不是理性的爱国行为,而是害国行为。”


退休后的唐,仍兼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新中日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长。唐家璇之意,当然是劝谕中国人,千万不要给政府添乱。唐家璇原定2013年3月访日,却被推迟。这一行程,原本被视为改善中日关系的契机。


韩晓清文章发表后,中日关系继续恶化,不进反退。韩旋即失声,再无下文。唐家璇访日行程被无限期推迟,或意味着唐受到党内强硬派的压制。这一切表明,中共内部,鸽派处于弱势,难以持续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