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美開戰》第十三之七:写邓小平,傅高义误读中国(上)



2012年,前哈佛大费正东亚中心主任、精通中日文的美国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出版了他历十年时间写成的新书: 《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译本,书名译为《邓小平时代》。


该书的价值与欠缺

该书涉及:邓小平个人成长及其家庭生活;与毛泽东的微妙关系;在改革时期扮演的角色。后一方面,是全书重点所在。该书总的基调,对邓小平充满赞誉:一个务实的改革者,为中国找到了富强之路,让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脱离贫困。

然而,正如该书中译者冯克利所说:本书最有价值的,“应当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在中国的内政方面,由于受到材料来源的限制,使傅高义难以将故事讲得像外交活动那样细致生动……”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则认为:“尽管很有叙事技巧和高超学术水准……但傅高义的论述值得商榷,例如,他对英国和香港政治的了解就颇为欠缺。”

限于礼节,上述两人尽量客气,没有把话说透。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外国的“中国通”,尽管名气很大,傅高义对中国内政的把握,非但不精确,而且充满误读。


傅高义误读中国

误读之一: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不论对与错,出发点似乎都是党和国家;傅高义似乎看不到邓基于个人利害的出发点。论及“六四”,傅高义承认:邓确实没有处理好“六四事件”,但却替邓辩护说:谁也不知道,采取另一种做法会发生什么;着眼中国的统一与中共统治基础,当时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下的判断也许是对的。”

其实,1989年,年届85岁的邓小平,考虑得更多的,是他自己,只想安度晚年,不能忍受政治上再被打倒。邓小平谋事的优先顺序,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才是党,再次才是国家。设若当时的抗议学生,没有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而是拥护邓,邓或有不同决策。如前所述,邓利用手中军权,调兵镇压的同时,也预备了全家逃难巴基斯坦的方案,这证明,出于个人和家族利益,邓孤注一掷,不是为那个国,也不见得是为那个党。至于傅高义提到“中国的统一”,更与民主运动风马牛不相及。

误读之二:傅高义忽视了人性的差异,他就像写美国人一样,去写中国人。殊不知,在中美迥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两国人性表现具有显著差异,尤其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在美国,人性普遍向善;在中国,人性普遍向恶。部分的原因,美国拥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怀,更兼民主与法治的恒久,博爱精神广布于社会;中国拥有漫长的封建宫廷政治传统,盛行独裁与腐败,到了迷信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共产党时代,更形登峰造极,恶之花遍地盛开。厚黑,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根本特质,竟被傅高义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