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依然一盘散沙
中国人爱面子、好攀比；容易自负，也容易自卑。人与人之间，彼此嫉妒，恶性竞争，构成狭隘的民族心理。
当代台湾作家柏杨在他的名著《丑陋的中国人》里感叹道：“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今天的中国，或许不再贫穷，但依然充满愚昧、斗争、血腥，且难以自拔。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缺少多元化的制度，无法让不同声音得到公开表达，无法让不同利益得到公正体现，因而只能在暗处算计、在小圈子里恶斗，彼此仇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中国人不团结，一盘散沙，向来如此，至今如此。
不仅共产党内部，终日上演权力斗争；就连与共产党对立的中国民运人士内部，也因名利心作祟，彼此斗争，而无法团结一心。
中国人痴迷“大一统”
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却痴迷“大一统”，这实在是具有讽刺意义的趣事。当今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主要来自共产党的灌输。尽管中共始祖毛泽东曾主张：“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中国呢……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
中国人口称崇拜孔子，视孔子为圣人，然而，主张仁政的孔子，从未主张大一统。
亚洲大陆的首次大一统，由暴君秦始皇完成，就是一个最恰当的注释：大一统，就是暴政的代名词。孔子，如同老子、庄子、孟子、列子、墨子等一样，都有幸出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成为思想大家。如果孔子出生在秦以后的大一统年代，要么根本就成不了思想家，要么及时被砍了头，思想也就根本无从传播，于是乎，世人连孔子这个名字都未必得知。
忍，还是不忍？浮躁的中国人
近代中国作家林语堂说：“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為国民之专长。”
经共产党恐吓与调教，今日中国人，不该忍却忍，该忍却不忍。中国人之忍，若攸关安全、性命，则至忍，因而畏惧官府，不敢抗争、不敢造反、不敢革命；但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浮躁，粗鲁，暴戾，至不忍。不排队、闯红灯、占小便宜；大声喧哗、推搡他人、为小事大打出手；无视公德、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浮夸、撒谎、弄虚作假……凡此种种。在忍与不忍之间，中国人行为，与文明世界风范全然相反。
中国古代政治家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这一条，放到今天的中国，也已经失灵。经济富裕，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风度。依然浮躁，依然粗鲁，依然暴戾。
近代中国作家鲁迅叹道：“啊！造物主的皮鞭没有（落）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根毫毛。”
明哲保身的中国人
明哲保身，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事件，随着时光飞流，逐渐被中国社会遗忘。针对那段历史，年轻和年幼的一代，受到隐瞒。这一隐瞒，不仅来自官方，也来自父母。家长们深怕孩子知道了，会“说错话”，闯出祸事。甚至，连那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当时的年轻人，今日为人父母，也刻意对自己的孩子隐瞒，美其名曰：“保护孩子”。这一现象，在其他民族中少见，足以酿成中国历史、传统与文化的断层。
明哲保身，被中国人认为“聪明”、“精明”，退一层说，这是小聪明，短视的精明；进一层说，这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人性沉沦。
林语堂指出中国人的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总结道：“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
贪生怕死的中国人
“好死不如赖活”，这是中国人的活命哲学。解释得通俗一些，就是：死得好看，不如活得难看；与其壮烈地死，不如卑鄙地活；即便忍气吞声、忍辱含垢，即便低贱得像猪狗那样，也要活着，活着就是一切，死了就什么也没有。
《活着》，《芙蓉镇》，是当代中国的两部电影，展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处境。其中的台词：“活着，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样活着。”“活着，像狗一样活着。”（在中国，狗被视为低贱动物）充分写照了中国人的活命哲学。
中国人佩服活着的本领。韩信受胯下之辱，是千古名传。说的是，秦末一个叫做韩信的人，整日挎一把刀，上街游荡。某日，遇到一个武艺高强的恶人，嘲笑韩信武艺不高，却整日挎刀，要他比试，看谁杀得了谁。韩信不敢。恶人便说，如果不敢，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为了保全性命，众目睽睽之下，果然从恶人胯下爬了过去。这个韩信，后来成了名将，领军打仗，百战百胜，为刘邦创立汉王朝，立下盖世之功。中国人于是佩服韩信，忍胯下之辱，却成就万世之名。
然而，韩信结局如何？刘邦当上皇帝之后，总怀疑别人要篡位，像韩信这种有本领的人，更要怀疑。最终，韩信遭刘邦妻子吕后设计杀死。如果历史上没有韩信这个名将又如何？如果没有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又如何？周而复始的中国专制王朝史，并无多少差别。韩信因胯下之辱而活，却给中国人留下一个恶劣范例：好死不如赖活。有了韩信的故事，中国人的脊梁，越发直不起来了。
中国人最忌讳“死”字，不能说不能提，否则就大不吉利，尤其过年过节。与“死”字谐音的数字“四”，也成为禁忌。新建楼层中，不得有四楼。家里人死了，就跟塌了天似的。亲人死，中国人会哭得死去活来，一则为亲情丧失的悲痛，二则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依中国文化，哭是必要的，是万万不可缺少的。当今中国，甚至发展出代人哭丧的职业。
经共产党残暴统治，中国人民变得愈加胆小怕事、愈加贪生怕死。其实，非但中国，凡受过共产党统治的民族，都变得更软弱。如俄罗斯，原本是一个彪悍的民族，经由共产党统治，棱角消磨，如今，普京能以克格勃手段，在民主化之后的俄罗斯复辟半独裁统治，正是基于俄罗斯弱化的民族性；又如越南，原本是一个骁勇的民族，经由共产党统治，锐气日减，在越共管制下，越南人连上街游行都不敢，也在于，越南民族性已大为弱化。中国情形更甚，曾经受俄罗斯和越南民族不曾经受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红色大恐怖，把中国人彻底吓破了胆。
当今中国，最应该发生革命，却最难发生革命，除了当权者无处不在的控制、以超出军费的维稳费“维稳”，还有中国的国民性：功利，势利，贪婪，懦弱。民众贪生怕死，官员醉生梦死，这样一个民族，如果对外作战，遭遇强敌，极易溃败。
国民性的制度基因
谈中国国民性，几为不堪。然而，且慢，香港的中国人，国民性如何？台湾、新加坡的华人，国民性又如何？其品质，其诚信，其心智健全，其文明素养，都远在大陆的中国人之上。由此又可见：制度，可以调节国民性。良好的制度，培植出良好的国民性；败坏的制度，培植出败坏的国民性。民主的台湾、自由的香港、法治的新加坡，各自具有孵化优良国民性的制度基础；而独裁、腐败、视法治如儿戏的中国大陆，则具有催生恶质国民性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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