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美開戰》第十三之三:读懂中国人(下)



中国人依然一盘散沙

中国人爱面子、好攀比;容易自负,也容易自卑。人与人之间,彼此嫉妒,恶性竞争,构成狭隘的民族心理。

当代台湾作家柏杨在他的名著《丑陋的中国人》里感叹道:“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今天的中国,或许不再贫穷,但依然充满愚昧、斗争、血腥,且难以自拔。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缺少多元化的制度,无法让不同声音得到公开表达,无法让不同利益得到公正体现,因而只能在暗处算计、在小圈子里恶斗,彼此仇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中国人不团结,一盘散沙,向来如此,至今如此。

不仅共产党内部,终日上演权力斗争;就连与共产党对立的中国民运人士内部,也因名利心作祟,彼此斗争,而无法团结一心。


中国人痴迷“大一统”

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却痴迷“大一统”,这实在是具有讽刺意义的趣事。当今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主要来自共产党的灌输。尽管中共始祖毛泽东曾主张:“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中国呢……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中国人口称崇拜孔子,视孔子为圣人,然而,主张仁政的孔子,从未主张大一统。

亚洲大陆的首次大一统,由暴君秦始皇完成,就是一个最恰当的注释:大一统,就是暴政的代名词。孔子,如同老子、庄子、孟子、列子、墨子等一样,都有幸出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成为思想大家。如果孔子出生在秦以后的大一统年代,要么根本就成不了思想家,要么及时被砍了头,思想也就根本无从传播,于是乎,世人连孔子这个名字都未必得知。


忍,还是不忍?浮躁的中国人

近代中国作家林语堂说:“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為国民之专长。”

经共产党恐吓与调教,今日中国人,不该忍却忍,该忍却不忍。中国人之忍,若攸关安全、性命,则至忍,因而畏惧官府,不敢抗争、不敢造反、不敢革命;但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浮躁,粗鲁,暴戾,至不忍。不排队、闯红灯、占小便宜;大声喧哗、推搡他人、为小事大打出手;无视公德、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浮夸、撒谎、弄虚作假……凡此种种。在忍与不忍之间,中国人行为,与文明世界风范全然相反。

中国古代政治家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这一条,放到今天的中国,也已经失灵。经济富裕,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风度。依然浮躁,依然粗鲁,依然暴戾。

近代中国作家鲁迅叹道:“啊!造物主的皮鞭没有(落)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根毫毛。”


明哲保身的中国人

明哲保身,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事件,随着时光飞流,逐渐被中国社会遗忘。针对那段历史,年轻和年幼的一代,受到隐瞒。这一隐瞒,不仅来自官方,也来自父母。家长们深怕孩子知道了,会“说错话”,闯出祸事。甚至,连那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当时的年轻人,今日为人父母,也刻意对自己的孩子隐瞒,美其名曰:“保护孩子”。这一现象,在其他民族中少见,足以酿成中国历史、传统与文化的断层。

明哲保身,被中国人认为“聪明”、“精明”,退一层说,这是小聪明,短视的精明;进一层说,这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人性沉沦。

林语堂指出中国人的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总结道:“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


贪生怕死的中国人

“好死不如赖活”,这是中国人的活命哲学。解释得通俗一些,就是:死得好看,不如活得难看;与其壮烈地死,不如卑鄙地活;即便忍气吞声、忍辱含垢,即便低贱得像猪狗那样,也要活着,活着就是一切,死了就什么也没有。

《活着》,《芙蓉镇》,是当代中国的两部电影,展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处境。其中的台词:“活着,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样活着。”“活着,像狗一样活着。”(在中国,狗被视为低贱动物)充分写照了中国人的活命哲学。

中国人佩服活着的本领。韩信受胯下之辱,是千古名传。说的是,秦末一个叫做韩信的人,整日挎一把刀,上街游荡。某日,遇到一个武艺高强的恶人,嘲笑韩信武艺不高,却整日挎刀,要他比试,看谁杀得了谁。韩信不敢。恶人便说,如果不敢,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为了保全性命,众目睽睽之下,果然从恶人胯下爬了过去。这个韩信,后来成了名将,领军打仗,百战百胜,为刘邦创立汉王朝,立下盖世之功。中国人于是佩服韩信,忍胯下之辱,却成就万世之名。

然而,韩信结局如何?刘邦当上皇帝之后,总怀疑别人要篡位,像韩信这种有本领的人,更要怀疑。最终,韩信遭刘邦妻子吕后设计杀死。如果历史上没有韩信这个名将又如何?如果没有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又如何?周而复始的中国专制王朝史,并无多少差别。韩信因胯下之辱而活,却给中国人留下一个恶劣范例:好死不如赖活。有了韩信的故事,中国人的脊梁,越发直不起来了。

中国人最忌讳“死”字,不能说不能提,否则就大不吉利,尤其过年过节。与“死”字谐音的数字“四”,也成为禁忌。新建楼层中,不得有四楼。家里人死了,就跟塌了天似的。亲人死,中国人会哭得死去活来,一则为亲情丧失的悲痛,二则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依中国文化,哭是必要的,是万万不可缺少的。当今中国,甚至发展出代人哭丧的职业。

经共产党残暴统治,中国人民变得愈加胆小怕事、愈加贪生怕死。其实,非但中国,凡受过共产党统治的民族,都变得更软弱。如俄罗斯,原本是一个彪悍的民族,经由共产党统治,棱角消磨,如今,普京能以克格勃手段,在民主化之后的俄罗斯复辟半独裁统治,正是基于俄罗斯弱化的民族性;又如越南,原本是一个骁勇的民族,经由共产党统治,锐气日减,在越共管制下,越南人连上街游行都不敢,也在于,越南民族性已大为弱化。中国情形更甚,曾经受俄罗斯和越南民族不曾经受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红色大恐怖,把中国人彻底吓破了胆。

当今中国,最应该发生革命,却最难发生革命,除了当权者无处不在的控制、以超出军费的维稳费“维稳”,还有中国的国民性:功利,势利,贪婪,懦弱。民众贪生怕死,官员醉生梦死,这样一个民族,如果对外作战,遭遇强敌,极易溃败。


国民性的制度基因

谈中国国民性,几为不堪。然而,且慢,香港的中国人,国民性如何?台湾、新加坡的华人,国民性又如何?其品质,其诚信,其心智健全,其文明素养,都远在大陆的中国人之上。由此又可见:制度,可以调节国民性。良好的制度,培植出良好的国民性;败坏的制度,培植出败坏的国民性。民主的台湾、自由的香港、法治的新加坡,各自具有孵化优良国民性的制度基础;而独裁、腐败、视法治如儿戏的中国大陆,则具有催生恶质国民性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