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美開戰》第十三之二:读懂中国人(中)



功利、势利而贪婪的中国人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增广贤文》里的这句箴言,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势利心。见到有权有势的,就上前巴结;见到贫苦弱势的,就是一副看不起的神情,甚至无情踩踏。“笑贫不笑娼”,“认钱不认人”,势利的中国人,越发势利。

“苟富贵,不相忘。”这是两千二百年前,农民领袖陈胜、吴广率众起义前与众人的誓约。“图功名,求富贵。”这是一千八百年前,三国时代,名将张飞对后来的蜀国皇帝刘备的直言,表明众人追随刘备的意图。中国人的功利心,早已有之。

历代中国当权者,无一例外地,最终,都沦为利益集团、腐败集团,而背离其“为天下计”或“为人民服务”的创业初衷。

势利,功利,贪婪,产生中国特有的关系学。有人说,在中国,岂止官场腐败,还有全民腐败,比如,连医院和医生都要收红包,苦痛中的病人,也沦为赚钱的工具。

当代中国人的抗争,也是功利的。有人房屋遭政府拆迁,补偿不公,于是挺身抗争,经互联网或海外媒体报道,外界认为他是代表弱势群体抗争的“英雄”,然而,事情一闹大,政府官员往往出来“私了”。一旦从政府那里拿到好处,这个“英雄”便消失了,自顾自地过起了逍遥日子。(如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

有关土地、环保的民间抗争(官方淡化称“群体性事件”),看似汹涌澎湃,但只要官府稍作让步,抗议人群便烟消云散。抗议的领头人随后遭到当局秋后算账,被关押或判刑,也再无人过问。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每年有数十万起民间抗争,政府却没有被推倒?因为,所有这些抗争,都没有上升为真正的革命,也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抗议高潮,而是遭官方有效拆解,当做孤立事件,一一瓦解。

中国人贪婪,成为被共产党利用的弱点。对付中国人民,共产党一则镇压,二则收买。当今中国,众多精英受到中共收买,包括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各类知识分子、以及企业家,由此形成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一齐来维稳。非但如此,中共也大量收买海内外民运人士,一些曾为民主理想而奋斗的异见人士,忽然间,竟收敛气息,不再发异声,或“小骂大帮忙”,甚至充当中共线民、成为民运内奸,原是受了中共以利相诱、金钱收买。


熟人文化与不管闲事

中国人家庭观念重,个人奋斗和成就,被视为光宗耀祖。因而,家人,外人,泾渭分明;家在前,国在后,人类更在后。一个家族或家庭内部,无论如何地争吵与不和,都要绑在一起过。过年,最要紧的,就是全家一定要团圆,哪怕彼此不和、吵闹不休。因而出现中国特有的“春运”现象:火车爆满,交通雍塞。

亲情文化,衍生出熟人文化。只要是熟人,就尽量亲善;如果是陌生人,则冷眼相看。所谓熟人,包括与家庭或家族相联系的,如亲人或亲戚;也包括在社会中融为一体的,如同学、同事、战友、朋友等。熟人之间,互相帮忙,互相庇护,互相输送利益,可以不讲原则。

面对陌生人,中国人充满潜在的敌意,本能地给予怀疑、防范、排斥。所谓陌生人,包括过路人、外乡人、外国人、不相关的普通人,等等。陌生人遇难、受害,中国人往往不会伸出援手,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甚至幸灾乐祸。

中国熟人文化,与西方正好相反。在西方,人们并不认为熟人之间,需要多么紧密的联系,相反,却保持适当距离,很少拿原则做交易;也不认为陌生人之间需要互相排斥,相反,会本能地报以友善,尤其对弱者,寄予关怀。因此,在西方,如有陌生人遇难、受害,立即有人伸出援手,关切,搭救,全力以赴;对他人遭难,不仅不会幸灾乐祸,往往还会洒下同情的泪水。

在西方,一些事故现场,比如火灾现场,会发现有人放置鲜花,祭奠遇难者,而放置鲜花的人们,往往不一定是遇难者的亲人或亲戚,而只是邻居或过路人,出于同情和悲悯而为。同样情景,就不会出现在中国。

博爱,是西方文化,关切他国民众,看不惯独裁者压迫、欺负、迫害其本国民众而发声谴责、制止,是西方人的本能反映。

“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这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因而,许多人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国家对他国民众的关切。只要中国政府把西方人的善言善举都抹黑为“别有用心”、“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少中国人就信以为真。中国政府再以“不容干涉内政”为由,拒绝国际社会对中国弊端的批评,也很容易在国人面前蒙混过关。


关系学羁绊中国政改

熟人文化,是滋生中国关系学的深厚土壤,关系学贯通中国官场。纵横交错的官场关系网,让早年很有原则的共产党,完全丧失了原则,只能用心于摆平内部关系。今日中国官场,官官相护,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下级不得罪上级,同级互不得罪,甚至于,连上级也不得罪下级。有人被撤了职,往往又异地升官。

习近平得以登上大位,就在于,他能搞好关系。在政治老人眼里,他是“听话的孩子”;在官僚同事眼中,他“很讲义气”;在下级干部眼中,他“不整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折腾的中共官僚集团,内部形成共识,只要互相“不整人”,就是“好人”。

习近平上任最高领导人之后,首要任务,就是摆平党的内部关系:让江泽民家族控制上海:江泽民长子江绵恒的亲信杨雄,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竟突然冒任上海市长;江泽民侄子吴志明任上海市政协主席。让李鹏家族控制煤炭大省山西:李鹏长子李小鹏升任山西省长。让卷入薄熙来案的军头,如刘源、张海阳、周小周、朱和平等,原官原职,平安无事。让闹出丑闻的胡锦涛亲信令计划,转任没有实权但名声更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未几,邓小平孙子邓卓棣、叶剑英重孙叶仲豪、胡锦涛儿子胡海峰,纷纷在各地进入县、市领导班子,摆出“红三代”、乃至“红四代”的世袭格局。这就是利益集团的凝聚力,互相提携,心照不宣。

前中共总理朱镕基说“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指的也是在中共内部、在中共官场、在中共权力圈子里,非指老百姓层面。朱曾被称为“铁面宰相”,骂贪官骂得很凶,但从不动真格整治他们。有一回,朱巡视长江防洪工程,发现有人用芦苇杆代替钢筋筑堤,也就是骂一句“王八蛋工程!”也就是瞪了陪同视察的贪官一眼,然后了事。朱上台时,曾有豪言壮语:“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是留给腐败分子的,一口是留给自己的。无非是个同归于尽。”但在朱任内,腐败分子层出不穷,如过江之鲫,朱本人,不仅没有与腐败分子们“同归于尽”,而且全身而退,安享晚年。

这从一个侧面,再次折射了共产党政治改革的难度:不仅无法触动利益集团,也无法打破内部关系。关系学羁绊中国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