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势利而贪婪的中国人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增广贤文》里的这句箴言，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势利心。见到有权有势的，就上前巴结；见到贫苦弱势的，就是一副看不起的神情，甚至无情踩踏。“笑贫不笑娼”，“认钱不认人”，势利的中国人，越发势利。
“苟富贵，不相忘。”这是两千二百年前，农民领袖陈胜、吴广率众起义前与众人的誓约。“图功名，求富贵。”这是一千八百年前，三国时代，名将张飞对后来的蜀国皇帝刘备的直言，表明众人追随刘备的意图。中国人的功利心，早已有之。
历代中国当权者，无一例外地，最终，都沦为利益集团、腐败集团，而背离其“为天下计”或“为人民服务”的创业初衷。
势利，功利，贪婪，产生中国特有的关系学。有人说，在中国，岂止官场腐败，还有全民腐败，比如，连医院和医生都要收红包，苦痛中的病人，也沦为赚钱的工具。
当代中国人的抗争，也是功利的。有人房屋遭政府拆迁，补偿不公，于是挺身抗争，经互联网或海外媒体报道，外界认为他是代表弱势群体抗争的“英雄”，然而，事情一闹大，政府官员往往出来“私了”。一旦从政府那里拿到好处，这个“英雄”便消失了，自顾自地过起了逍遥日子。（如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
有关土地、环保的民间抗争（官方淡化称“群体性事件”），看似汹涌澎湃，但只要官府稍作让步，抗议人群便烟消云散。抗议的领头人随后遭到当局秋后算账，被关押或判刑，也再无人过问。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每年有数十万起民间抗争，政府却没有被推倒？因为，所有这些抗争，都没有上升为真正的革命，也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抗议高潮，而是遭官方有效拆解，当做孤立事件，一一瓦解。
中国人贪婪，成为被共产党利用的弱点。对付中国人民，共产党一则镇压，二则收买。当今中国，众多精英受到中共收买，包括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各类知识分子、以及企业家，由此形成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一齐来维稳。非但如此，中共也大量收买海内外民运人士，一些曾为民主理想而奋斗的异见人士，忽然间，竟收敛气息，不再发异声，或“小骂大帮忙”，甚至充当中共线民、成为民运内奸，原是受了中共以利相诱、金钱收买。
熟人文化与不管闲事
中国人家庭观念重，个人奋斗和成就，被视为光宗耀祖。因而，家人，外人，泾渭分明；家在前，国在后，人类更在后。一个家族或家庭内部，无论如何地争吵与不和，都要绑在一起过。过年，最要紧的，就是全家一定要团圆，哪怕彼此不和、吵闹不休。因而出现中国特有的“春运”现象：火车爆满，交通雍塞。
亲情文化，衍生出熟人文化。只要是熟人，就尽量亲善；如果是陌生人，则冷眼相看。所谓熟人，包括与家庭或家族相联系的，如亲人或亲戚；也包括在社会中融为一体的，如同学、同事、战友、朋友等。熟人之间，互相帮忙，互相庇护，互相输送利益，可以不讲原则。
面对陌生人，中国人充满潜在的敌意，本能地给予怀疑、防范、排斥。所谓陌生人，包括过路人、外乡人、外国人、不相关的普通人，等等。陌生人遇难、受害，中国人往往不会伸出援手，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甚至幸灾乐祸。
中国熟人文化，与西方正好相反。在西方，人们并不认为熟人之间，需要多么紧密的联系，相反，却保持适当距离，很少拿原则做交易；也不认为陌生人之间需要互相排斥，相反，会本能地报以友善，尤其对弱者，寄予关怀。因此，在西方，如有陌生人遇难、受害，立即有人伸出援手，关切，搭救，全力以赴；对他人遭难，不仅不会幸灾乐祸，往往还会洒下同情的泪水。
在西方，一些事故现场，比如火灾现场，会发现有人放置鲜花，祭奠遇难者，而放置鲜花的人们，往往不一定是遇难者的亲人或亲戚，而只是邻居或过路人，出于同情和悲悯而为。同样情景，就不会出现在中国。
博爱，是西方文化，关切他国民众，看不惯独裁者压迫、欺负、迫害其本国民众而发声谴责、制止，是西方人的本能反映。
“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这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因而，许多人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国家对他国民众的关切。只要中国政府把西方人的善言善举都抹黑为“别有用心”、“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少中国人就信以为真。中国政府再以“不容干涉内政”为由，拒绝国际社会对中国弊端的批评，也很容易在国人面前蒙混过关。
关系学羁绊中国政改
熟人文化，是滋生中国关系学的深厚土壤，关系学贯通中国官场。纵横交错的官场关系网，让早年很有原则的共产党，完全丧失了原则，只能用心于摆平内部关系。今日中国官场，官官相护，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下级不得罪上级，同级互不得罪，甚至于，连上级也不得罪下级。有人被撤了职，往往又异地升官。
习近平得以登上大位，就在于，他能搞好关系。在政治老人眼里，他是“听话的孩子”；在官僚同事眼中，他“很讲义气”；在下级干部眼中，他“不整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折腾的中共官僚集团，内部形成共识，只要互相“不整人”，就是“好人”。
习近平上任最高领导人之后，首要任务，就是摆平党的内部关系：让江泽民家族控制上海：江泽民长子江绵恒的亲信杨雄，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竟突然冒任上海市长；江泽民侄子吴志明任上海市政协主席。让李鹏家族控制煤炭大省山西：李鹏长子李小鹏升任山西省长。让卷入薄熙来案的军头，如刘源、张海阳、周小周、朱和平等，原官原职，平安无事。让闹出丑闻的胡锦涛亲信令计划，转任没有实权但名声更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未几，邓小平孙子邓卓棣、叶剑英重孙叶仲豪、胡锦涛儿子胡海峰，纷纷在各地进入县、市领导班子，摆出“红三代”、乃至“红四代”的世袭格局。这就是利益集团的凝聚力，互相提携，心照不宣。
前中共总理朱镕基说“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指的也是在中共内部、在中共官场、在中共权力圈子里，非指老百姓层面。朱曾被称为“铁面宰相”，骂贪官骂得很凶，但从不动真格整治他们。有一回，朱巡视长江防洪工程，发现有人用芦苇杆代替钢筋筑堤，也就是骂一句“王八蛋工程！”也就是瞪了陪同视察的贪官一眼，然后了事。朱上台时，曾有豪言壮语：“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是留给腐败分子的，一口是留给自己的。无非是个同归于尽。”但在朱任内，腐败分子层出不穷，如过江之鲫，朱本人，不仅没有与腐败分子们“同归于尽”，而且全身而退，安享晚年。
这从一个侧面，再次折射了共产党政治改革的难度：不仅无法触动利益集团，也无法打破内部关系。关系学羁绊中国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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