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美開戰》第十三之六:国民表现,对比埃及与中国(下)



埃及VS中国:开明专制与黑暗专制

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开始恢复秩序,银行和商店重开,交通重现繁忙。民众主动打扫解放广场,军民互助,场面感人。同样为着恢复秩序,埃及政府以让步和对话达成,中共当局以欺骗和屠杀实现。1989年,北京,邓小平誓言:一步也不能退,退,(共产党政权)就全垮了。其间,哪怕莘莘学子以绝食抗争,至气弱命危,厚黑至极的邓当局也丝毫不为所动。

这便是埃及政府与中共政权的大致区别。同样是独裁、一党专制,在埃及与突尼斯等国,是开明专制、温和专制;在中国,却是黑暗专制、极端专制。

民众抗争期间,埃及每天蒙受经济损失高达3.1亿美元,但埃及政府没有把责任归到抗议民众头上;示威期间,有人趁机洗劫商铺、超市、购物中心和高级住宅区,埃及政府也并不像中共那样,以“打砸抢烧”为名,嫁祸民主运动,并以此作为镇压理由。埃及政府的做法是:向遭受暴力攻击者道歉;设立赔偿基金,补偿那些因抢劫和破坏而受到损害的人;拍卖25亿美元的政府短期债务,以补救经济。

在埃及民众抗争的头两周里,因警民冲突、或反对与支持穆巴拉克两派民众的冲突,死亡300余人;而在1989年遍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在中共军队介入之前,中国警民无一死伤,甚至没有发生任何警民冲突。与埃及、与世界各国民众相比,中国民众抗争,堪称最温和、最理性、最和平。但,中国民众遭受的镇压,却堪称最残暴、最血腥、最令人发指。


抗争前后,对比国民性

埃及革命的成功,也得益于反对派的有效组织、以及反对派领袖人物的及时登场。组织严密的“穆斯林兄弟会”发挥了组织作用;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及时返国,领军民主运动;也是埃及人的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穆萨公开表态,支持民众。诸如巴拉迪和穆萨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亮相,无疑极大地鼓舞了埃及人民。

反观1989年的中国,不少知识分子,虽支持民主,却选择旁观;一些颇负民望、甚至被视为民主运动精神领袖的人物,竟深居不出,尽量与学潮划界,生怕被当局扣上“幕后黑手”的“罪名”。于是,作为全国抗议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交由一群二十来岁的毛头孩子领军,既无经验,也无有效组织,仅凭藉一腔热血,坚持抗争。面对厚黑老辣的极端专制势力,焉能不败?

到“六四”中共军队“清场”前夕,留守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仅剩五千人;中共镇压成功后,在国内,曾参与八九民运的多数中国人,纷纷在各自单位的党团组织压力下,写下“认识与悔过”,争取“人人过关”;在海外,曾参与声援国内民运的多数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纷纷转向,改口批评民主运动,甚至苛责坚守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学生领袖,仿佛他们才应该对中共的大屠杀“负责”。功利心,实用主义,奴性,中国之国民性,一至于此!

除此之外,部分中国民运人士,包括其中的年长者,在反思八九民运失败的教训时,仅集中反思“应不应该撤出天安门广场”,他们的结论是:早就应该撤,见好就收。

斗争策略固然需要讲究,但,别国民众不撤,唯独中国民众需要撤?而且是那般温和的中国民众,那般天真的中国学生,那般和平、理性、真诚的中国式请愿。这种片面强调妥协忍让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正反应了中国人的民族性:软弱,怯懦,胆小如鼠,消极被动;不敢谋反,只敢请求,至多称为“造次”,而且,一边造次,还一边看统治者的脸色行事。

对抗中,适当的撤退,以退为进,原本也是古法。但,也是因为民族性的局限,使反思者们无法反思到另一个方向——当时的百万之众,何不发一声喊,一鼓作气,冲进中南海,冲进人民大会堂,占领国防部,占领中央电视台,以人民起义的方式,推倒独裁?如果中国人具有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那等民族性,勇敢,生猛,坚韧不拔,不屈不饶,敢于造反,敢于复仇,那么,盘踞北京的那个曾经屠杀几千万中国人、当时又把屠刀挥向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的残暴政权,又岂有不倒之理?况且,当时的邓小平,心生恐惧,已经准备好,若镇压失败,就举家出逃巴基斯坦。

中国民众若能同心协力,坚持抵抗,邓的镇压未必就能成功。从利比亚到叙利亚,正是民众持久的浴血抵抗,才逐渐召唤起军人倒戈、军队反叛,以及国际社会的介入。1989年,中国民众若能不屈不饶,感召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最终促其分化、倒戈,并非不可能。诸如38军军长的阵前抗命,就是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