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國人》序言:中國人:還有沒有救藥?



金鐘


中國崛起,中國研究成為顯學。向全世界提出一大籮筐問題,吸引無數專家學者的眼球和思索,而莫衷一是。例如當前舉世矚目的現象是,積累了全球第二的巨大財富的國家,竟然是一個貪污腐敗盛行到無官不貪的社會:而以忠孝仁愛的傳統道德聞名於世的民族,墮落到一個小孩被汽車撞倒,數十人路過而無人理會的地步。大量涌到國外的中國遊客,則醜聞不絕,被視為「蝗蟲」……政治經濟文化許多不可理喻的「發展」,不斷拷問中外好奇者——這是一個什麼國度?一個什麼民族?他們究竟要走向何處?


這個「中國人」研究的課題,以中國人自己的範圍而言,已有百年的歷史。在那以前,觀察研究中國人,是西方探險家、人類學家、旅行家的事,中國人閉關自守,老子天下第一,五千年的文明沉澱,不可能有異外的視野與觀照。十九世紀中葉的洋務運動才開始了少數讀書人的自省。但是,真正具有現代意義和影響力的自省成果是出自於幾位傑出作家之手。不妨略引二十世紀的林語堂和魯迅,這兩位研究中國人國民性的經典作家。


林語堂與魯迅:揭露國民性的大師

他們是生於晚清而聞名於民國的一代,都有留學外國而國學基礎俱優的經歷。林語堂(1895~1976)福建漳州人。有輝煌的資歷:哈佛大學碩士、德國萊比錫大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廈門大學文學院長、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主任、兩次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他辦文學雜誌,還發明中文打字機、編成當代英漢詞典。林語堂文風犀利,隨意幽默,著述則以1935年的《中國人》(中譯《吾國吾民》)流傳最廣。尤其成為歐美人了解中國的必讀書。他怎樣看中國人的國民性呢?林語堂說中國民族的三大弱點是忍耐性、散漫性與老滑性。其來源分別是:無處不忍、逆來順受是大家庭傳統所致;散漫放逸,莫談國事,因為人權沒有保障;老滑則因道家思想所致。故此中國人常常是一盤散沙。


因毛澤東大肆吹捧而神化的魯迅(1881~1936),則比林語堂激進得多。他自稱「以手中之筆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術刀,來醫治國人麻木的精神疾病。」他列舉的劣根性有:卑怯、瞞騙、詐偽、無恥、受賄、趨炎附勢、自私自利——魯迅固有雜文之投匕,但批國民性之作,則以小說1918的《 狂人日記》和1921的《阿Q正傳》最為出名,斥中國「吃人禮教」與國人的愚昧病態,而家喻戶曉。但魯迅的偏見、激憤也貽害國人至今!首發貶魯淺薄、偏狹、睚眥必報的是蘇雪林教授。胡適更倡導:國民性問題不能治本去反人性,而力主改造制度,約束人性之惡。提倡新文化的他也不贊成魯迅那樣否定傳統文化。1966年,在魯迅死後30年,毛終於拉起魯迅的陰幡發動那場大革傳統文化之命的浩劫,在鬥私批修名義下,死傷無數。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風行大陸

來到當代。毛後的倖存者痛定思痛,乃有反省國民性的新作問世。首推台灣作家柏楊(1920~2008)。這位多產作家、歷史評論家1985年出版《醜陋的中國人》,一紙風行,引起廣泛爭議。有趣的是,該書很快傳入大陸,竟有好幾家出版社競相出版發行,造成一股「柏楊熱」。但不過年許,1986年大陸學潮起,當局又遷怒於該書的批判意識,禁令之下,頓失滔滔。直到2004年才解禁。


柏楊本是一位反共體制的作家,因編輯一套美國漫畫罹遭文字獄,服刑九年。《醜陋的中國人》是以他1984年在愛荷華大學的一篇演講詞發萌,合集其他文章而成。他對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要點是:中國人「臟、亂、吵」;窩裡斗,三個日本人一條龍,三個中國人一條蟲;中國人死不認錯,用更多錯掩蓋原錯;講大話、空話、謊話;中國人動輒算了,算了,愛和稀泥;中國傳統文化死水一潭,是文化醬缸,民主進來也會變質——這種「醬缸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子孫相傳,永不能癒。


柏楊的批判,雖然涉及華人民族的一些共性,但主要來自於他對台灣生活與社會的多年感受,可能是該書在大陸暢銷的原因之一。另外,他的演講也不乏譁眾取寵的技術,並不在理性演繹上下功夫。都是大受歡迎的原因。非議者指出,柏楊所批評者,大部分是很多民族都有的現象,並非中國人所特有。


鍾祖康:香港人唾棄的國家認同

柏楊熱散,經歷北京八九學運的鐵血風暴,中共當局大力向外推銷對內灌輸民族主義,使毛鄧暴政之後的有志之士,陷入深深的反省之中。經過二十年的沉寂,一本不名之作《來生不做中國人》在2007年靜悄面世,不幾年賣出100,000冊!在政論市場上,近乎天文數字。這本書的作者鍾祖康,是成長於香港的一位有獨特風格的報刊評論作家,由於公開表示支持香港獨立,他的文章往往被主流媒體所拒。2003年他隨眷移民挪威。2004年中開始為《開放雜誌》撰稿。2006年10月他題為〈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新稿,令人激賞,我將它發在「每月首選」上。不久,鍾祖康將在敝刊上的「離經叛道」文章結集出版 。《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書名,並非作者杜撰,而是一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一次公開民調的提問,結果在11,271名投票者中有65%的人來生不願再做中國人!


鍾祖康就是這樣,善於捕捉敏感的新聞話題,加以考證、剖析,再以無情而雅趣的筆調成文。香港著名作家倪匡評論道:「對於感到今世已不幸生為中國人的人,這本書不但可讀、可誦、可思、可擊節讚賞,可由衷欽佩,可掩卷長嘆,可痛哭流涕,可視為畢生難得一見的好書。」能夠得到前輩如此認同,可謂已達解剖中國人的極致。


鍾祖康的成功,展現香港年輕一代(當年他不足40歲)的政治成熟,而這種成熟以我們不曾預料的速度,又在十年後的佔中雨傘運動中,鮮花般的綻放吐艷。


陳破空:國民性敗壞的制度基因

現在,我們打開的這本書《不受歡迎的中國人》,讀者從目錄可以感到,這是突破前述諸君的中國人研究格局的新選擇。沒有林語堂那般啟蒙式的帶著洋務時代餘緒的情調;沒有魯迅文字的尖刻和判斷的誤導。也不像柏楊那樣具有立竿見影的劇場效果。陳破空把握一個熱門現象:中國崛起,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但因中國人素質低下、表現不佳,所到之處,不受歡迎,各國對中國人劣評如潮。從這裡出發,陳進而全方位解剖中國人,批評其劣根性、尤其制度與文化積弊。他以評述當代中國人為主,也兼敘古代中國人。他以深思和哲思的筆調,揭示中國社會無處不在的悖理:


「一個最強調集體主義的國家,國民卻最缺少集體觀念,自私自利,極少為他人和環境著想;一個最強調秩序的國家,國民卻最沒有秩序,搶先恐後,恣意妄為;一個最強調穩定的國家,國民卻最不穩定,首要的就是,情緒最不穩定。」


陳破空和鍾祖康都是開放雜誌的特約作家,他們是同時代人。卻有著十分不同的人生遭逢和文化背景。陳破空在附錄的自傳中,生動描述了他沒有歡樂的童年和六四大潮中的浮沉搏擊,在學運、入獄、勞改、偷渡的反復中苦熬青春。1996年流亡美國時,他已經是一名憂患深思、有豐富社會閱歷,和極權主義周旋十年的鬥士。


轉眼二十年,陳破空在紐約讀完學位,並獨立創業。天行健,自強不息,緊跟時局變幻,磨礪思辨,儲存豐富的中國個案,成為美東媒體名角的同時,體驗到西方往往對中國的許多誤讀、誤解、誤判,而產生誤導。他寫道:「作為中國人,我至少比外國人更了解中國人的病情。為中國人把脈診療,我更有把握,更有發言權,也更有責任。」


他正是憑藉這樣的自信,和強烈的責任感,應約撰寫這本新著(先發行的日文版乃是應日本出版社之約而作),透視「經久不衰的獨裁製度與冥頑不化的劣質國民性惡性循環」怎樣使中國人不能進入現代文明之列。他目睹、熟知太多近三十年權錢色籠罩下的劣跡醜聞,不作全方位的概括,不強調國民性與政治制度的關係,不下重葯,不足以驚醒國人。相信讀者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到自己熟悉的國家形象和人物身影。


於是,我們從陳破空以中國人對中國人的論述,看到一個有別於柏楊從台灣人、鍾祖康從香港人看中國的視角,從而更深層地解讀中國人為什麼這樣的不受歡迎和前景堪虞。


林語堂說過,一個國家混過了五千年,無論如何是可以自負的。這個被鍾祖康詛咒「該死而不死的頹敗末路文明」,好死不如賴活著地混過了驚濤駭浪的20世紀,枉死了至少七千萬人,竟又從四億五千萬繁殖到13億。不能不感嘆這個古老民族的生命力。進步也有目共睹,鍾祖康曾指出,鄧小平的外交痰盂,比之東晉王侯吐在小廝口中、李鴻章吐在外國地毯上是明顯的改善。後來在西方的嘲笑下居然也一律取締了痰盂。但是,這個國家依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財大氣粗、男盜女娼,陷身在更黑更臭的大醬缸之中而洋洋得意,仍然是一副拖著長辮子的天朝景象。


陳破空問道:中國人,香港人,台灣人,為何同種同文不同質?他斷論:國民性敗壞的最大根源,在於專制制度。因為,「專制制度的本質,就在於,以粗鄙的力量壓制文明的力量。」他堅信:一旦中國發生制度變革,成為一個民主與法治的正常國家,「中國人的國民性必將轉向正面發展,假以時日,必獲得根本改善。」


2015年1月26日



¤金鐘: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