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國人》第六章之六:一切向錢看,認錢不認人(六)


功利,勢利,見利忘義


「苟富貴,不相忘。」這是2200多年前,農民領袖陳勝、吳廣率眾起義前與眾人的誓約。「圖功名,求富貴。」這是1300多年前,薛仁貴妻子柳氏勸說丈夫投軍建功的理由,薛仁貴後來成為唐朝名將。中國人的功利心,早已有之。


中國人曾經一次又一次地發動起義,推翻專制王朝,然而,那些起義軍領袖們,一旦建立新政,成為新的當權者,無一例外地,最終,又都淪為利益集團、腐敗集團,背叛其「天下為公」或「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初衷。都是功利心作祟。


當代中國,就連民間一些抗爭活動,也是功利的。有人房屋遭政府拆遷,補償不公,於是公開抗爭,經網路或海外媒體報道,被塑造成維權英雄。然而,事情一鬧大,政府官員往往出來跟他「私了」。一旦從政府那裡拿到好處,這個「英雄」便消失了,自顧自地過起了逍遙日子。轟動一時的重慶「最牛釘子戶」(2007年),便是如此。


有關土地、環保的民間抗爭,看似洶湧澎湃,但只要官府稍作讓步,許以經濟上的好處,抗議人群便煙消雲散。即便抗議的領頭人隨後遭到當局秋後算賬,被關押或判刑,再也無人過問。這便可以解釋,中國每年有數十萬起民間抗爭,為何政府卻沒有被推翻?因為,所有這些抗爭,不僅沒有形成有效的組織,也沒有形成全國性的抗議高潮,更沒有上升為真正的革命。官府利用中國人的功利心,以利相誘,各個擊破。於是,這些抗爭,總能被當局有效拆解為孤立事件,一一瓦解。


一位「流亡」到美國的中國「工人領袖」,親口告訴筆者,他領導的幾次工人運動,是這樣開展的:他策動某廠工人罷工,提出加薪等要求;然後,他代表工人與廠領導談判;只要廠領導能給他個人好處,比如,按照他的要價,塞錢給他,他就回過頭來做工人的工作,勸說工人接受廠領導一定程度的讓步,見好就收。通過「策動工潮——與廠方談判、索取個人好處——勸說工人結束工潮」三步曲,這個遊說於廠方與工人之間的掮客,自肥了腰包。名為「工人領袖」,實為工賊。這名所謂「流亡工人領袖」,後來出入中國,毫無阻礙,其實已經與中共當局達成默契,不再從事有損中共根本利益的活動。所設「中國勞工」組織,不過是騙取外國基金會錢財的又一個中國人店面。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收錄在《增廣賢文》里的這句民間諺語,充分反映了中國人的勢利心。見到有權有勢的,就上前巴結;見到貧苦弱勢的,就是一副瞧不起的神情,甚至無情踩踏。「先敬羅衣後敬人,」也早已成為中國人的信條。


中國人凡事言利,利字當頭,只要有利可圖,什麼理想、原則、信用,都可拋諸腦後。此為見利忘義。於是,中國人最容易被收買。中國人慣於送紅包,彼此行賄,毫不忌諱,正是基於這一民族特性。


1989年,中國掀起史無前例的民主潮,無數大學生、知識分子、普通市民、甚至共產黨內部的黨員、官員,都加入請願的行列。然而,當鄧小平下令軍隊開槍鎮壓後,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頓時做鳥獸散。


中國人見利忘義,成為被共產黨利用的弱點。對付中國人民,共產黨一則鎮壓,二則收買,駕輕就熟。天安門事件後的幾年間,江澤民當政,以加薪、改善待遇的方式,大舉收買知識分子。得到好處後,這些知識分子拋下民主理想,轉而為政府說話。不僅知識分子,還有眾多社會精英,包括藝術家、媒體人、企業家等,大都受到當局不同程度的收買,由此形成以共產黨為中心的利益共同體,一齊來「維穩」(維持社會穩定)。


對付政治異見人士,中國政府也用上了收買策略。如果收買不成,就誣指異見人士「拿了外國的錢」,很容易讓那些信奉「金錢至上」的中國人,信以為真,以為異見人士真是「因為拿了外國的錢,所以幫外國做事。」這些中國人的邏輯是:鳥為食亡,人為財死。如果沒有外國政府拿錢給你,你怎麼會反對中國政府?於是附和中國政府,一齊來抨擊異見人士。


「認錢不認人」,「笑貧不笑娼」,這些口頭禪,寫照了中國的社會風氣。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作為最大的世俗國家,中國人只追求利己的實惠。這是一個最功利的民族。「民主能當飯吃嗎?」不少中國人會發出這樣的疑問?在這個功利的民族看來,一切理念,都應該具有實用價值,而且是直接的、看得見、摸得着的實用價值,否則,就等於沒用。對一切沒用的東西,中國人都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