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是否了解中國人？
近代西方，不乏對中國國民性深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比如十八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 在觀察中國人之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徵，是將勤奮與狡詐可怕地結合起來了，就像西班牙人將誠實與懶惰結合起來一樣。」「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教）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如此刻畫，可謂入木三分。
孟德斯鳩分析中國專制制度對國民性的塑造，更是一針見血：「專制國家暴政的恐怖，培養了國民被奴役的膽怯、愚昧與沮喪心態，中國人從皇帝到百姓，都沒有品德。因為品德，諸如誠實、勇敢、堅毅、善良等，只存在於共和政體中。」
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曾深入研究中國人，見解精闢。雖然，赫爾德把中國人的軟弱與服從，錯誤地歸咎於蒙古人的征服。他總結道：「中國那種按照蒙古游牧民族傳統強調『孩童般服從』的道德教育，使中國人的品性表裡不一，表面上他們溫文爾雅，實際上卻陰毒狡猾。因為將孩童般順從的教育強加給成年人，他們除了陽奉陰違之外別無選擇。長此以往，就形成中國人特有的幼稚與狡猾、軟弱與狠毒、謹小慎微又自私貪婪的複雜心態，這種國民性格的象徵就是蠢驢與狐狸的結合。」赫爾德的眼力不錯，但他顯然並不了解，「孩童般服從」的教育，並非始自蒙古人，而始自大一統之後的秦朝，以及獨尊孔孟儒術的漢朝。
「中國人在大事上缺乏創造力，卻精於雕蟲小技，他們發明了一套矯揉造作的禮俗，處處追求聲色的熱鬧，喜歡用整潔的外表掩蓋內心的騷亂。他們不懂得自然率真、寧靜、美與尊嚴，他們在投機鑽營方面精明透頂，但在科學藝術上，卻愚昧無知。」赫爾德這樣描述中國人，又堪稱精準，一語中的。
然而，到了當代，研究中國問題和中國人國民性的西方學者，人數愈多，但似乎卻愈是膚淺了。他們的觀察，往往流於淺表，認識模糊，判斷失准。以當代「中國通」著稱的哈佛大學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錯誤地判斷「毛澤東的共產黨會帶領中國建立民主」，直到中國先後發生文革、尤其六四屠殺後，費正清的思想才開始轉變，認識到中國獨裁主義的頑固。晚年的費正清，幡然醒悟，幾乎全盤修正了自己的中國觀點。
步費正清之後的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更是充滿對中國的誤讀。這種誤讀，以他於2012年出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為最。傅高義筆下的鄧小平，無論對與錯，出發點都是黨和國家；卻完全忽視，鄧基於個人利害的出發點。在這裡，傅高義忽視了民族性的差異，他過於主觀，就像寫美國人一樣，想當然地去寫中國人。比如，美國佬傅高義哪裡懂得中國佬鄧小平的處世哲學之一：「無毒不丈夫。」
2014年9月，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一篇文章，題為《西方對中國的誤讀》，承認，大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專家、政治家一直誤判中國，原以為中國會「成長為一個更加友善、溫和及民主的國家。」然而，「在（紅色）中國迎來65周歲誕辰之際，中國共產黨似乎毫無退出歷史舞台的打算。與毛澤東死亡以來的任何時期相比，目前的中共正處於實力最強、民族主義傾向最嚴重、也是維持一黨專制決心最堅定的時期。」
該文作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為此痛切自問：「為什麼？在花了60多年時間對一個國家進行研究、對抗、與之聯合并再度發生衝突之後，我們仍然對這個國家充滿不確定的疑問與猜測？」
誤讀、誤解、誤判中國，這是當代觀察中國問題的外國人之通病。當代外國的所謂「中國通」，往往是「中國不通」。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缺乏把握，並常常忽視這種國民性對中國歷史演變的影響力和支配力。
要了解中國，先必了解中國人，了解中國人的民族性、國民性。性格決定命運。這個原理，不僅符合於一個人，也符合於一個民族。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國民。這有如「蛋生雞、雞生蛋」的循環，已經說不清哪個在先、哪個在後。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經久不衰的獨裁製度與冥頑不化的劣質國民性，已然構成惡性循環，成為羈絆中國跨入文明世界的魔咒。
Commentai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