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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國人》第十章之六:關係學與潛規則(六)


外國人是否了解中國人?


近代西方,不乏對中國國民性深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比如十八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 在觀察中國人之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徵,是將勤奮與狡詐可怕地結合起來了,就像西班牙人將誠實與懶惰結合起來一樣。」「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教)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如此刻畫,可謂入木三分。


孟德斯鳩分析中國專制制度對國民性的塑造,更是一針見血:「專制國家暴政的恐怖,培養了國民被奴役的膽怯、愚昧與沮喪心態,中國人從皇帝到百姓,都沒有品德。因為品德,諸如誠實、勇敢、堅毅、善良等,只存在於共和政體中。」


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曾深入研究中國人,見解精闢。雖然,赫爾德把中國人的軟弱與服從,錯誤地歸咎於蒙古人的征服。他總結道:「中國那種按照蒙古游牧民族傳統強調『孩童般服從』的道德教育,使中國人的品性表裡不一,表面上他們溫文爾雅,實際上卻陰毒狡猾。因為將孩童般順從的教育強加給成年人,他們除了陽奉陰違之外別無選擇。長此以往,就形成中國人特有的幼稚與狡猾、軟弱與狠毒、謹小慎微又自私貪婪的複雜心態,這種國民性格的象徵就是蠢驢與狐狸的結合。」赫爾德的眼力不錯,但他顯然並不了解,「孩童般服從」的教育,並非始自蒙古人,而始自大一統之後的秦朝,以及獨尊孔孟儒術的漢朝。


「中國人在大事上缺乏創造力,卻精於雕蟲小技,他們發明了一套矯揉造作的禮俗,處處追求聲色的熱鬧,喜歡用整潔的外表掩蓋內心的騷亂。他們不懂得自然率真、寧靜、美與尊嚴,他們在投機鑽營方面精明透頂,但在科學藝術上,卻愚昧無知。」赫爾德這樣描述中國人,又堪稱精準,一語中的。


然而,到了當代,研究中國問題和中國人國民性的西方學者,人數愈多,但似乎卻愈是膚淺了。他們的觀察,往往流於淺表,認識模糊,判斷失准。以當代「中國通」著稱的哈佛大學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錯誤地判斷「毛澤東的共產黨會帶領中國建立民主」,直到中國先後發生文革、尤其六四屠殺後,費正清的思想才開始轉變,認識到中國獨裁主義的頑固。晚年的費正清,幡然醒悟,幾乎全盤修正了自己的中國觀點。


步費正清之後的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更是充滿對中國的誤讀。這種誤讀,以他於2012年出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為最。傅高義筆下的鄧小平,無論對與錯,出發點都是黨和國家;卻完全忽視,鄧基於個人利害的出發點。在這裡,傅高義忽視了民族性的差異,他過於主觀,就像寫美國人一樣,想當然地去寫中國人。比如,美國佬傅高義哪裡懂得中國佬鄧小平的處世哲學之一:「無毒不丈夫。」


2014年9月,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一篇文章,題為《西方對中國的誤讀》,承認,大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專家、政治家一直誤判中國,原以為中國會「成長為一個更加友善、溫和及民主的國家。」然而,「在(紅色)中國迎來65周歲誕辰之際,中國共產黨似乎毫無退出歷史舞台的打算。與毛澤東死亡以來的任何時期相比,目前的中共正處於實力最強、民族主義傾向最嚴重、也是維持一黨專制決心最堅定的時期。」


該文作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為此痛切自問:「為什麼?在花了60多年時間對一個國家進行研究、對抗、與之聯合并再度發生衝突之後,我們仍然對這個國家充滿不確定的疑問與猜測?」


誤讀、誤解、誤判中國,這是當代觀察中國問題的外國人之通病。當代外國的所謂「中國通」,往往是「中國不通」。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缺乏把握,並常常忽視這種國民性對中國歷史演變的影響力和支配力。


要了解中國,先必了解中國人,了解中國人的民族性、國民性。性格決定命運。這個原理,不僅符合於一個人,也符合於一個民族。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國民。這有如「蛋生雞、雞生蛋」的循環,已經說不清哪個在先、哪個在後。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經久不衰的獨裁製度與冥頑不化的劣質國民性,已然構成惡性循環,成為羈絆中國跨入文明世界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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