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抗疫,中国模式如何?复工与封城的矛盾

武汉肺炎蔓延全国,中共组织防疫控役。总书记习近平声称,他“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意味着,之前他亲自隐瞒疫情;之后,他亲自下令封城。然而,封城才三个星期,他又急急忙忙地亲自下令:复工复产。 民间反应不过来,以至于一边还挂着,“提前开工的企业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的大标语;另一边就挂起,“在家坐吃山空,赶紧出去务工”的新标语。两相对照,不仅是莫大的讽刺,更象征习近平决策的矛盾:既然封城封楼,如何复工复产?既然害怕居民外出形成群聚感染,如何又不担心复工复产后的另类群聚感染? 矛盾的决策,反应习近平的矛盾心态:如果大瘟疫蔓延,不仅祸及人民,而且可能拖垮政权,所以要封城封楼;但如果停工停产,不仅拖垮经济,而且也可能拖垮政权,所以要复工复产。 因大瘟疫而停工停产,中国经济损失每天高达2700亿人民币,还没加上巨大的财政支出。但因担心感染瘟疫,响应复工复产的企业并不起劲,工人也并不积极。比如,在习近平的权力发源地浙江省,复工率仅42%。无论习近平当局怎样喊破天的要求复工复产,人们心中有数:人命关天,健康比金钱更要紧,安全比经济更重要。至于中国经济是否大衰退、乃至大崩溃,已经不是普通民众所能考虑的范围,他们已经自顾不暇。 中国瘟疫祸及世界,而纵观各国的防疫控役,呈现不同模式。大致有三种:中国模式,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 中国模式,如武汉模式,全面封城,甚至封省、封县、封乡、封村、封楼、封户,外加封路。表面上,就地封锁传染源;但实际上,把健康人与病人封锁于同一空间,只能让当地更多健康人变成病人。


韩国模式,如大邱模式,半封闭半开放。封闭的,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教堂、日托中心和法院等公众聚集场所。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继续开放如常。诸如交通、车站、餐馆、商店等照常营业,没有限制人员流动,甚至也没有禁止来自中国的游客。到处设有消毒、测体温的设备,有不适者随时报告并送医。特殊时候,自然地,人流减少。但这个240万人口的城市,生活照常进行,只是放慢了节奏。 新加坡模式,不封城,无抢购,生活井然有序。新加坡国土狭小,人口稠密,但政府从一开始就决定:不封城,不建议健康民众戴口罩。政府工作重心:保障病例的及时确诊和就医,追踪传播链,细致到街道和场所;确保信息公开、病例诊断通畅、医疗资源充沛、以财政补贴方式促使病人尽快看病。一月下旬时,以华人为主要人口的新加坡一度沦为中国之外的第二大疫情国,但一个月下来,108个病例中,58人治愈出院,0死亡。从“重灾区”变“模范生”,新加坡模式广受国际社会称道。 作为这场大瘟疫的制造者和源头,北京不仅没有反思和道歉,反而急于向世界宣传“中国抗疫模式”、“中国抗疫经验”,甚至于急忙推出《大国战疫》一书,但几天后就下架。北京当权者最后大概也意识到,对比其他国家的抗疫模式,中国模式不仅不是最佳,还很可能是最差。关起门来对国内民众宣传“伟光正”也就罢了,硬要到国际上兜售,恐怕只有出洋相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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