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蔓延全国，中共组织防疫控役。总书记习近平声称，他“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意味着，之前他亲自隐瞒疫情；之后，他亲自下令封城。然而，封城才三个星期，他又急急忙忙地亲自下令：复工复产。 民间反应不过来，以至于一边还挂着，“提前开工的企业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的大标语；另一边就挂起，“在家坐吃山空，赶紧出去务工”的新标语。两相对照，不仅是莫大的讽刺，更象征习近平决策的矛盾：既然封城封楼，如何复工复产？既然害怕居民外出形成群聚感染，如何又不担心复工复产后的另类群聚感染？ 矛盾的决策，反应习近平的矛盾心态：如果大瘟疫蔓延，不仅祸及人民，而且可能拖垮政权，所以要封城封楼；但如果停工停产，不仅拖垮经济，而且也可能拖垮政权，所以要复工复产。 因大瘟疫而停工停产，中国经济损失每天高达2700亿人民币，还没加上巨大的财政支出。但因担心感染瘟疫，响应复工复产的企业并不起劲，工人也并不积极。比如，在习近平的权力发源地浙江省，复工率仅42%。无论习近平当局怎样喊破天的要求复工复产，人们心中有数：人命关天，健康比金钱更要紧，安全比经济更重要。至于中国经济是否大衰退、乃至大崩溃，已经不是普通民众所能考虑的范围，他们已经自顾不暇。 中国瘟疫祸及世界，而纵观各国的防疫控役，呈现不同模式。大致有三种：中国模式，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 中国模式，如武汉模式，全面封城，甚至封省、封县、封乡、封村、封楼、封户，外加封路。表面上，就地封锁传染源；但实际上，把健康人与病人封锁于同一空间，只能让当地更多健康人变成病人。
韩国模式，如大邱模式，半封闭半开放。封闭的，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教堂、日托中心和法院等公众聚集场所。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继续开放如常。诸如交通、车站、餐馆、商店等照常营业，没有限制人员流动，甚至也没有禁止来自中国的游客。到处设有消毒、测体温的设备，有不适者随时报告并送医。特殊时候，自然地，人流减少。但这个240万人口的城市，生活照常进行，只是放慢了节奏。 新加坡模式，不封城，无抢购，生活井然有序。新加坡国土狭小，人口稠密，但政府从一开始就决定：不封城，不建议健康民众戴口罩。政府工作重心：保障病例的及时确诊和就医，追踪传播链，细致到街道和场所；确保信息公开、病例诊断通畅、医疗资源充沛、以财政补贴方式促使病人尽快看病。一月下旬时，以华人为主要人口的新加坡一度沦为中国之外的第二大疫情国，但一个月下来，108个病例中，58人治愈出院，0死亡。从“重灾区”变“模范生”，新加坡模式广受国际社会称道。 作为这场大瘟疫的制造者和源头，北京不仅没有反思和道歉，反而急于向世界宣传“中国抗疫模式”、“中国抗疫经验”，甚至于急忙推出《大国战疫》一书，但几天后就下架。北京当权者最后大概也意识到，对比其他国家的抗疫模式，中国模式不仅不是最佳，还很可能是最差。关起门来对国内民众宣传“伟光正”也就罢了，硬要到国际上兜售，恐怕只有出洋相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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