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第十一章 孫中山算不算得上「國父」?


國民黨推崇孫中山為「國父」,共產黨尊孫中山為「中國革命的先行者」,百年供奉。

但,由勝利者書寫的歷史,由當權者蓋棺定論的歷史人物,面對越來越多的質疑。孫中山早年積極鼓吹革命,創立革命團體興中會、同盟會等,多次發動武裝起義,應該說,對辛亥革命的早期奠基,功不可沒。後期的三民主義學說,也值得肯定。但辛亥革命爆發之時,孫完全不知情,正落魄於美國夏威夷。武昌首義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並非孫的同盟會,而是另外兩個革命團體,共進會與文學社。


辛亥革命爆發兩個半月後,孫中山才由法國馬賽回到中國上海。那時,革命已經成功,15 省已經獨立(於清廷),南北議和進展順利,南方各省達成共識:只要 袁世凱(時任內閣總理大臣)促成清室退位,就由袁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也 是立憲派,曾於 1905 年,在直隸總督任上,上書清廷,「奏請實行立憲政體。」


同年 12 月 11 日,17 省代表彙集南京,籌組臨時政府,計劃在袁世凱正式接任大 總統前,推舉一位臨時大總統。當時,黃興與黎元洪各受擁戴,呼聲最高,黃興 派略佔上風。但以黃興為正、黎元洪為副的推舉結果,不為黎所接受(因在武昌時,黎為正,黃為副),已經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的黃興,則謙讓不受。各省代 表於是決定虛位以待袁。


但孫中山返國後,情勢丕變。孫積極活動,各省代表又重新醞釀推舉臨時大總 統,黃、黎兩派相持不下,孫得以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孫就任後,即對南北和 談從中作梗,提出「五條要約」,包括「北京不得更設臨時政府」。孫電邀南北 方和談代表伍廷芳和唐紹儀「入寧面商」,但遭拒絕。在南方,伍廷芳因不滿孫 反覆修改要約,背離原先和談宗旨,憤而辭職。在北方,袁世凱認為孫所提條件 與已經達成的和談協議不符,拒絕接受,並召回北方和談代表唐紹儀。


1912 年 1 月 16 日,北京東華門發生刺袁事件。同盟會京津分會放置炸彈,當場炸 死袁的衛隊長等十人,但袁世凱本人倖免於難。因同盟會背景是孫中山,故孫涉 嫌為暗殺主謀。


與此同時,孫頻繁聯絡日本政、商兩界,請求提供 1500 萬元日圓資助,以維持革 命軍,不至解散,並「即可與袁中止和議」。孫承諾,事成後,租借滿洲於日 本。孫賣國嫌疑,由此而來。得此承諾,日方漢治萍公司提供孫 500 萬日圓。日方更為孫提供大批武器,包括:步槍 12000 枝,機關槍 6 挺,子彈 2000 萬發,山炮 6 門,由日本輪船祕密運抵南京。


清室於 1912 年 2 月 12 日正式退位後,在主流民意的壓力下,孫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職。由袁世凱接任。次年 10 月 10 日,經國會(國民黨占多數)選舉,袁正 式出任大總統。清室退位,民國誕生,舉國上下,氣象一新,各國紛紛表態承認中華民國。應該說,辛亥革命,大功告成。唯獨,不得志的孫中山,心下不服, 急欲推倒重來。


1913 年 2 月,多黨制下,舉行首屆國會選舉。由同盟會、共進會、統一共和黨等 聯合組成的國民黨,贏得國會大選,預定由聲望極高的國民黨黨魁宋教仁出任內 閣總理。然而,赴任前夕,宋卻於當年 3 月 20 日在上海北站遇刺身亡。宋臨死, 留遺囑給袁世凱,託以國事,對同黨的孫中山則無片言隻語,更絕無所託。


由國共兩黨書寫的歷史,指袁世凱為刺宋主使。但實際上,孫中山嫌疑更大,更 可能是刺宋主謀。孫一生精於暗殺謀劃,曾組「支那暗殺團」;暗殺對象,包括 各類政敵,而不論敵方、己方,如楊衢雲、鄧鏗、陶成章,以及批評過孫的知名 記者黃遠庸等。


當時,從中央政府方面,孫獲職中國鐵路總公司總裁,屬於「靠邊站」的角色; 從國民黨方面,孫獲職理事長,但被黨內主流派架空。宋若出任總理,對袁並無 威脅,孫卻被邊緣化。在此之前,孫、宋已決裂;面對如日中天的宋,孫深懷嫉恨。


孫藉口宋案,發檄討袁,於 1913 年 7 月發動「二次革命」,被袁擊敗後,逃亡日本。實際上,從 1911 年底歸國起,孫就一心倒袁自立,不達目的誓不休,而罔顧 國家大局大勢。孫想當大總統,依當時條件,大可循憲政之途、選舉之路,惟須 等待數年而已。但孫深知自己在黨內已失人望、在國內已失人心,難以贏得選 票,故鋌而走險,假借「二次革命」旗號,硬要把共和格局推倒重來。由別人主 導實現的共和不算數,只有自己主導實現的共和才算數。不惜攪亂初生民國,圖 謀趁亂東山再起。「天下為公」乎?天下為私矣!


經宋遇刺、孫作亂,民國亂象初現。到 1915 年,在楊度、袁克定等復辟派的鼓搗 下,袁世凱稱帝,竟以為帝制「符合中國國情」,可以穩定中國。但,所謂「君 主立憲制」已經過時。蔡鍔等地方都督,起兵討袁,是為護國戰爭。在全國的反 對聲浪中,袁取消帝制,恢復共和。隔年,袁氣病身亡。強人一倒,天下大亂。 軍閥割據,軍閥混戰。當初南北議和的大好局面,又變成南北對峙的刀槍並舉。


此後,孫中山再到廣州滋事,阻斷廣東主政者陳炯明的「聯省自治」之路,自封「非常大總統」。急於奪取全國政權而未得的孫中山,病急亂投醫,最終把目光 投向蘇聯,推行「聯俄容共」政策。孫獲得蘇聯援助,引進蘇聯顧問,不僅以「列寧式」政黨模式,重建國民黨,更將共產黨引進國民黨內,埋下中國巨禍。


孫中山被國民黨奉為「國父」,被共產黨奉為「先行者」,概在於,國民黨重起 於廣州,要推翻「北洋政府」,必奉孫中山(而非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的正宗。


共產黨感恩於孫中山的接納,又要與國民黨爭奪「大革命」的正統,故而要打孫 中山的旗幟,以對抗蔣介石。孫由此被國共兩黨分別抬上神壇,百年供奉。國民 黨黨父本是宋教仁,共產黨黨父本是陳獨秀,準確說來,孫中山實際上是國、共 兩黨的「繼父」。


過於強烈的權力慾望和個人野心,往往導致某些革命者異化,沉迷於奪權手段, 而扭曲了革命目的。或曰,目的與手段相顛倒,革命成了手段,奪權倒成了目 的。一個革命的促進者,蛻化為革命的絆腳石;一個共和的鼓吹者,異化為共和 的攔路虎。這就是孫中山的道路。


正如宋教仁生前的評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 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又說:「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 指導革命運動。」功成身退,本應是從政者的美德。中國沒有華盛頓,袁世凱不 是,孫中山也不是。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劇。這一悲劇和教訓,至今值得中國人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