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破空自傳-我的中国故事:横渡恐惧之海

Updated: Dec 31, 2019

目录


童年忆旧:三岁定终生

母亲:一个精美的黑匣子

天安门枪声,惊醒父亲

上海:上书总书记,策划1986学生运动

广州:播撒自由火种,发起1989民主运动

恋人,泓:悲伤时代的爱情故事

黑狱中的一封信,寄往美国。我已别无选择

漫漫流亡路,故国遥远



童年忆旧:三岁定终生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患有“恐惧症”。即便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现没来由的焦虑和紧张。但医生没有用“恐惧症”这个词,说是“情绪低落”,或者“忧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惧症”。我坚信,只有这个词,才更精确。


目睹文革场景,落下恐惧症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父亲被人野蛮地捆走,捆他的绳子,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石匠抬石头用的那种,竹竿般粗。父亲被人疯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有时,不是一般的棍子,竟是石匠用的那种钢钎。父亲被人强按在地上批斗,人们告诉我,他膝下跪著的,有时,不是一般的地面,竟是一堆玻璃渣。那时,父亲膝下,血流如水。

这一切,构成我最早的记忆。三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捆绑,批斗,毒打,这就是毛泽东为他的“文化大革命”所设计的场景。毛泽东发动文革,原本出自他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却演变成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毛发誓,要清除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敌人。这些阶级敌人,在党内,是追随刘少奇路线的大小官员;在党外

,则是广大知识分子,被划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成份的家庭,以及具有旧政权背景的家族。

恐惧伴随我成长。总是在夜半时分,我被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惊醒。不用说,又是母亲竭尽抑制的哭泣。透过纱布蚊帐,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见,地上卷曲著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形,那是父亲。母亲正为他敷药疗伤。在那个小镇,母亲是唯一从正规大专院校学成的西医,她的医术远近闻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与父亲为伴,为父亲屡创的伤口,不断覆纱裹药。

许多时候,我并没有吓哭,而是吓得再一次沉睡过去。梦里,反复出现一幅场景,即便我醒后,仍然心有余悸:一条木船底朝天,倒悬于同样是底朝天的河川,我头朝下脚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两端起伏不定,将我剧烈颠簸,似要随时掉落下去,我惊恐得喊起来......这个离奇的梦境,在我童年里反复上演。我并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颠倒的画面,究竟是什么意义?


家族阴影,沉重的出身


小镇上靶子不多,每次开批斗大会,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都是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家庭,不幸就是毛泽东定义的“黑五类”:知识分子;地主成份;旧政权背景。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医生,典型的知识分子组合;中共建政时,祖父家因有十一亩薄田,而被划为“地主”成份;我的二伯父,即父亲的二哥,毕业于黄埔军校,任国军团级军官,曾赴山西抗日战场,荣归返乡时,曾受到众乡亲英雄凯旋般的盛大欢迎。

1949年,中共解放军攻入四川时,二伯父任三台县国军城防官,他与中共谈判后

,放下武器,和平结束该县战事。初时,中共假意待他如上宾。两年后,中共以“

土改复查”为名,拼凑镇压名额,二伯父竟在其中。

实际上,当时的背景是: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为了“稳住后方”,不惜食言失信

,突然集中枪决先前投诚、起义和被俘的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据查,全国共计一百多万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惨遭杀害。二伯父被中共“镇压”了。枪声响处,在他身后,留下孤儿寡妻。他那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之中。

二伯父没了,祖父祖母也先后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锅,落到了我父亲头上,在其后的年代里,他必须代之受过。每逢“运动”,便被“揪”出来,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文革搞了几年后,我得知,父亲居然也入了政治派系,而且属于“造反派”。小镇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与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小镇上的“造反派”,与红卫兵无关,简单说来,就是反对当地“领导”。而当地“领导”,在文革中,如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学校还是公社党委书记,一上来,都宣称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被打倒,又“老实交代”,被迫承认自己曾经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父亲虽然头顶“造反派”的帽子,却从未参与武斗。倒是他动不动就写大字报,与同事中的“保皇派”文斗,言必称“毛主席说”。一句“毛主席说”,就仿佛掌握了什么真理。父亲仍然被别人批斗,被别人毒打。谁叫他是“黑五类”呢!

我熟知文革,对那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标语口号倒背如流,常常令长辈惊异。他们估算我的年龄,文革开始时,不足三岁,文革结束时,也才十三岁,何以竟能对文革了如指掌?殊不知,“三岁定终生”。文革于我,不仅留下深刻记忆,而且赋予深刻影响;不仅落下“恐惧症”,也催生遥远的梦想。以至于后来识破专制、追求民主,都溯源于文革时期的惨痛记忆。


母亲,一个精美的黑匣子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刚刚过去,对父亲的频繁批斗也才稍稍止息。我那年仅三十四岁的母亲,却因长期置身恐怖、惊吓、悲伤、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压

,积忧成疾,积劳成疾。身为医生,却救治不了自己。父亲陪母亲去南京就医,两个月后,父亲一人归来,带回一个绣有白鹤、松柏、梅花鹿的精美黑匣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连我们装衣服,用的都是纸箱子,如此精美的黑匣子令我们几个孩子惊异不已。那是骨灰盒!可怜的母亲,已然蜡炬成灰。

母亲骤然离世,家中仿佛塌了天。撇下四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

,十三岁,最小的我,八岁。从此,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不仅要劈柴做饭,还要缝衣衲鞋。而对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开始。养猪,养鸡,养蜜蜂,养兔子,捕鱼,打蛇,砍柴……所有谋生的手段,都用尽了;所有繁重的劳役,都历练了。巴山凄冷,蜀水苍凉。年复一年。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阴影,也覆盖了我。“地主崽子!”从班主任老师牙缝间挤出来的这句毒性咒骂,至今轰鸣于我的脑际,也将轰鸣于我的一生。小学班主任,那个脊背弯驼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恶,有如恶煞;出语尖刻,有如利刃。彼时,我唯一的长物,是名列全班最优的学习成绩。而以我的天性,总有机会成为“孩子王”,但只要我稍一得志,班主任便发动全班同学“孤立”我。

“把他孤立起来!”随着班主任老师一声喝令,我的苦日子便开始循环。在我的身后,常常跟著起哄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随著这类辱骂的,是无数纸团、树枝、泥巴、石块,雨点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没命地逃跑。害怕上学

,就常以逃学来躲避。我偶有反击,就被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当著全班的面,泼妇似地叫骂:“你一个地主崽子,竟敢打贫下中农的后代!”

父亲得知,气得嘴唇直抖。儿子受欺负,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还要难受。激愤之下

,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评理:“您说我那娃儿是地主?八、九岁的娃儿是地主?他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连我都没有剥削过人,他又剥削了哪个?连毛主席都不得说我娃儿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声,不理。文革期间,父亲受迫害。与此同时,整个小学阶段,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


天安门枪声,惊醒父亲


父亲是中学音乐和美术教师。文革末期,我听见父亲教学生唱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标语口号似的歌词,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亲又在练唱那首歌,我实在忍不住,就大著胆子对父亲说

:“好什么好?看把你打成那个样子!”父亲朝我投来狠狠的一瞥,那眼神里有真正的责备,认为我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足见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父亲迷信“毛主席”,认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后期

,乃至文革结束后许多年,父亲都持这种固执。为此,十多岁的我,常跟父亲争得面红耳赤。这些争论,大都发生在长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亲,每隔几周,就需翻山越岭,从一个小镇,徒步远行到另一个小镇。一日跋涉几十华里,或者为了捕鱼谋生,或者为了探望在另一个小镇做苦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亲真正觉醒,是到了1989年,在“六四”的枪声中。他的儿子,我,因呼唤民主而被共产党投入大牢。连亲人探视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好几次,父亲背负沉重的行囊,辗转万里,从四川老家,来到广州,只巴望能看上儿子一眼,却被公安局无情地拒之于门外。父亲曾投宿于我留在中山大学的单身宿舍里,无望地等著我“出来”。一个来月间,眼看著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筑了碗大的巢,儿子依然杳无音讯

。我不能想象,望眼欲穿的父亲,离开红尘滚滚的广州时,是怎样的老泪纵横、步履踉跄!

被关押一年后,沉沉黑狱中,突然收到一封恋人泓写自上海的信。信中有关父亲的几句话, 猛撞了我的心房。泓在信中道:“陈伯伯想到广州做灯,养活你……被我劝阻了……”(做节日灯,是父亲的一种手艺。)天啦!父亲把我拉扯成人,历尽多少艰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读完研究生。我工作两年,还没来得及尽一份孝心,难道如今,还要六十多岁的老父,再来广州卖苦力,养活我这个百无一用的囚徒?我紧攥著信纸,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声。

出狱后,发现父亲变了。再也没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迹。父亲完全看穿了共产党的本质。他理解儿子,理解民主,对我的所思所为,不仅没有半点责备,而且毫无犹疑地,予以赞同和支持。



上海:上书总书记,策划1986学生运动


我成为全家唯一的幸运儿,是因为毛泽东的死亡,那是1976年。隔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在家中排行最小的我,赶上了考大学的机会。一个独裁者的死亡,是千百万人的重生。考大学,犹如古代考举人,成为中国青少年出人头地的机遇。


从备取生到大学生


在那个小镇,在我备受班主任老师摧残的那所小学,升初中,用的是“推荐制”,即由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以及学生们(他们必须听命于前二者)推荐决定谁能升入初中。在校长、班主任老师的现场操控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举手表决”,一个又一个学生的名字被写上黑板,全班五十来人,只有我,唯一未被推荐升学,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从来就是全班第一。

备取生,即,预备录取生,这个名称,专指未被推荐的备选学生。那个夏天,贴在小镇一处墙壁上的“红榜”里,备取生的栏目下,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我。瞥见那张红底黑字的耻辱告示,我心下做了悲哀的准备:不再上学,不再念书。

然而,一名青年男子拯救了我。这位预定要在新初中班担任班主任老师之一的年轻人,曾经做过我父亲的学生,那时二十出头,刚刚分配到这所小学,担任语文教师

。得知我的际遇,他毅然挺身而出,顶着压力,硬把我收为他的学生,也有报答我父亲之意。他跟学校领导争辩说:“一个十二岁的小娃儿,你们不让他念书,要让他干什么?”镇上还有好几个仗义执言的人,与镇领导理论:“你们凭什么不让这么聪明的娃儿念书?”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死亡;次年,中国大学恢复招生。学校里突然开始重视学习,我正进入初中二年级,优异的成绩,忽然受到各方热捧。在全班第一、全校第一、全镇第一的荣誉中,我考入县城重点高中,开始向大学冲刺。

十六岁那年,我考入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湖南,长沙,恰恰是毛泽东的故乡。那时候,大学录取比例很低,能考上大学的,人数很少,因而被称为“天之骄子”。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回首我所在的小学班和初中班,竟然只有我,当年那个唯一的备取生,考上了大学,成为唯一的大学生。

从受尽冷眼的备取生,成为人人羡慕的大学生,前后仅四年,大落大起,我人生的转折,犹如一场悲喜剧。然而,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成为“天之骄子”的那一刻,却气得跺脚,暗自堕泪。原来,高中时,我被迫攻读自己毫无兴趣且并不擅长的理科,而没有选择自己爱好且擅长的文科。这与那个时代的风气相关,社会上流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文科班,被讥讽为“瘟科班”。

硬着头皮啃自己并不喜欢的数理化,以至于,我并没有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更糟的是,进入大学后,我的专业,是工程:道路与桥梁设计。四年大学,这个专业,让我备受煎熬。身为时代的“幸运儿”,也是在不情愿的心境中,领受我的哥哥姐姐们望尘莫及的那份“幸运”。


一本书,唤起我的民主意识


自八岁开始读《三国演义》,儿童时代,所有能在中国读到的古典或现代小说,几乎都被我读遍了。在湖南大学,唯一让我暇意的,是能从图书馆借到我从前读不到的书。有一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触发我民主意识的最早萌芽。书名是《斯大林与中央委员会》,犹记得作者名字,阿夫托尔汉诺夫,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这本记录斯大林“大清洗”内幕的书,让我震惊。

当我把斯大林“大清洗”的真相告诉一些同学时,他们的反应却是:“你又不曾生活在苏联,你又不曾亲身经历,你又不曾亲眼看见,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错,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眼前的事物;我们的耳朵,只能听见周边的声响;我们的手,只能触及近旁的东西。但是,我们有心灵,心灵比眼睛看得更远,比耳朵听得更多,比手触及得更深。”直到多年之后,当时那些摇头不解的同学,才理解和赞同了我的那番话。

了解到斯大林的“大清洗”,进而联想到,毛泽东的文革,也是同样的“大清洗”

,都是独裁者的暴行。阴谋与暴行,之所以得逞,源于极权制度之恶。非得有民主制度,公众监督,才能避免这等人间惨祸。民主意识的萌生,伴生政治上的觉醒。那年我十八岁。

其实,我对政治的兴趣,仿佛与生俱来,也来自于从不间断的阅读与思索。小学时,班主任指责我的“过错”之一,就是喜欢看《参考消息》,那是一份只有共产党的干部才能订阅的内参型报纸,常转载一般报纸所不能刊登的外国政治新闻或历史钩沉。

当我进入上海的时候,思想已经变得远比同龄人成熟而深刻。二十岁那年,我考入位于上海的同济大学,攻读研究生。终于挣脱了我深恶痛绝的工程专业,转入管理专业,心绪顿时放松了许多。


筹划八五学潮,遭遇江泽民


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于我,是更广阔的天地。攻读研究生阶段,学业相对轻松

,我有更多时间,探索中国未来,寻觅知音同道。时值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正处开放,校园空气活跃。中共党内,由改革派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政治老人邓小平隐身幕后、垂帘听政;政府管制,相对宽松。

我常聚集众多研究生,探讨国是,抨击时弊,憧憬民主。到1985年,在我身边,已经聚集起一大帮志同道合的好友,出自不同的科系。因为活跃,我被同学们推选为同济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当时的校园,还能选举)。

1985年秋冬季节,我决定在上海发起一次学潮,以纪念历史上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为名,呼唤民主变革。为了保密,准备工作仅在我和好友约10人之间悄悄进行。连续工作几个晚上,我们手书大批传单:“专制误国,民主兴邦”;“人人平等,自由万岁”;“自由,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