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破空自傳-我的中国故事：横渡恐惧之海

目录

童年忆旧：三岁定终生

母亲：一个精美的黑匣子

天安门枪声，惊醒父亲

上海：上书总书记，策划1986学生运动

广州：播撒自由火种，发起1989民主运动

恋人，泓：悲伤时代的爱情故事

黑狱中的一封信，寄往美国。我已别无选择

漫漫流亡路，故国遥远

童年忆旧：三岁定终生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患有“恐惧症”。即便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现没来由的焦虑和紧张。但医生没有用“恐惧症”这个词，说是“情绪低落”，或者“忧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惧症”。我坚信，只有这个词，才更精确。

目睹文革场景，落下恐惧症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父亲被人野蛮地捆走，捆他的绳子，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石匠抬石头用的那种，竹竿般粗。父亲被人疯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有时，不是一般的棍子，竟是石匠用的那种钢钎。父亲被人强按在地上批斗，人们告诉我，他膝下跪著的，有时，不是一般的地面，竟是一堆玻璃渣。那时，父亲膝下，血流如水。

这一切，构成我最早的记忆。三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捆绑，批斗，毒打，这就是毛泽东为他的“文化大革命”所设计的场景。毛泽东发动文革，原本出自他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却演变成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毛发誓，要清除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敌人。这些阶级敌人，在党内，是追随刘少奇路线的大小官员；在党外

，则是广大知识分子，被划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成份的家庭，以及具有旧政权背景的家族。

恐惧伴随我成长。总是在夜半时分，我被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惊醒。不用说，又是母亲竭尽抑制的哭泣。透过纱布蚊帐，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见，地上卷曲著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形，那是父亲。母亲正为他敷药疗伤。在那个小镇，母亲是唯一从正规大专院校学成的西医，她的医术远近闻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与父亲为伴，为父亲屡创的伤口，不断覆纱裹药。

许多时候，我并没有吓哭，而是吓得再一次沉睡过去。梦里，反复出现一幅场景，即便我醒后，仍然心有余悸：一条木船底朝天，倒悬于同样是底朝天的河川，我头朝下脚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两端起伏不定，将我剧烈颠簸，似要随时掉落下去，我惊恐得喊起来......这个离奇的梦境，在我童年里反复上演。我并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颠倒的画面，究竟是什么意义？

家族阴影，沉重的出身

小镇上靶子不多，每次开批斗大会，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都是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家庭，不幸就是毛泽东定义的“黑五类”：知识分子；地主成份；旧政权背景。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医生，典型的知识分子组合；中共建政时，祖父家因有十一亩薄田，而被划为“地主”成份；我的二伯父，即父亲的二哥，毕业于黄埔军校，任国军团级军官，曾赴山西抗日战场，荣归返乡时，曾受到众乡亲英雄凯旋般的盛大欢迎。

1949年，中共解放军攻入四川时，二伯父任三台县国军城防官，他与中共谈判后

，放下武器，和平结束该县战事。初时，中共假意待他如上宾。两年后，中共以“

土改复查”为名，拼凑镇压名额，二伯父竟在其中。

实际上，当时的背景是：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为了“稳住后方”，不惜食言失信

，突然集中枪决先前投诚、起义和被俘的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据查，全国共计一百多万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惨遭杀害。二伯父被中共“镇压”了。枪声响处，在他身后，留下孤儿寡妻。他那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之中。

二伯父没了，祖父祖母也先后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锅，落到了我父亲头上，在其后的年代里，他必须代之受过。每逢“运动”，便被“揪”出来，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文革搞了几年后，我得知，父亲居然也入了政治派系，而且属于“造反派”。小镇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与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小镇上的“造反派”，与红卫兵无关，简单说来，就是反对当地“领导”。而当地“领导”，在文革中，如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学校还是公社党委书记，一上来，都宣称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被打倒，又“老实交代”，被迫承认自己曾经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父亲虽然头顶“造反派”的帽子，却从未参与武斗。倒是他动不动就写大字报，与同事中的“保皇派”文斗，言必称“毛主席说”。一句“毛主席说”，就仿佛掌握了什么真理。父亲仍然被别人批斗，被别人毒打。谁叫他是“黑五类”呢！

我熟知文革，对那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标语口号倒背如流，常常令长辈惊异。他们估算我的年龄，文革开始时，不足三岁，文革结束时，也才十三岁，何以竟能对文革了如指掌？殊不知，“三岁定终生”。文革于我，不仅留下深刻记忆，而且赋予深刻影响；不仅落下“恐惧症”，也催生遥远的梦想。以至于后来识破专制、追求民主，都溯源于文革时期的惨痛记忆。

母亲，一个精美的黑匣子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刚刚过去，对父亲的频繁批斗也才稍稍止息。我那年仅三十四岁的母亲，却因长期置身恐怖、惊吓、悲伤、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压

，积忧成疾，积劳成疾。身为医生，却救治不了自己。父亲陪母亲去南京就医，两个月后，父亲一人归来，带回一个绣有白鹤、松柏、梅花鹿的精美黑匣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连我们装衣服，用的都是纸箱子，如此精美的黑匣子令我们几个孩子惊异不已。那是骨灰盒！可怜的母亲，已然蜡炬成灰。

母亲骤然离世，家中仿佛塌了天。撇下四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

，十三岁，最小的我，八岁。从此，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不仅要劈柴做饭，还要缝衣衲鞋。而对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开始。养猪，养鸡，养蜜蜂，养兔子，捕鱼，打蛇，砍柴……所有谋生的手段，都用尽了；所有繁重的劳役，都历练了。巴山凄冷，蜀水苍凉。年复一年。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阴影，也覆盖了我。“地主崽子！”从班主任老师牙缝间挤出来的这句毒性咒骂，至今轰鸣于我的脑际，也将轰鸣于我的一生。小学班主任，那个脊背弯驼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恶，有如恶煞；出语尖刻，有如利刃。彼时，我唯一的长物，是名列全班最优的学习成绩。而以我的天性，总有机会成为“孩子王”，但只要我稍一得志，班主任便发动全班同学“孤立”我。

“把他孤立起来！”随着班主任老师一声喝令，我的苦日子便开始循环。在我的身后，常常跟著起哄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随著这类辱骂的，是无数纸团、树枝、泥巴、石块，雨点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没命地逃跑。害怕上学

，就常以逃学来躲避。我偶有反击，就被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当著全班的面，泼妇似地叫骂：“你一个地主崽子，竟敢打贫下中农的后代！”

父亲得知，气得嘴唇直抖。儿子受欺负，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还要难受。激愤之下

，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评理：“您说我那娃儿是地主？八、九岁的娃儿是地主？他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连我都没有剥削过人，他又剥削了哪个？连毛主席都不得说我娃儿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声，不理。文革期间，父亲受迫害。与此同时，整个小学阶段，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

天安门枪声，惊醒父亲

父亲是中学音乐和美术教师。文革末期，我听见父亲教学生唱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标语口号似的歌词，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亲又在练唱那首歌，我实在忍不住，就大著胆子对父亲说

：“好什么好？看把你打成那个样子！”父亲朝我投来狠狠的一瞥，那眼神里有真正的责备，认为我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足见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父亲迷信“毛主席”，认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后期

，乃至文革结束后许多年，父亲都持这种固执。为此，十多岁的我，常跟父亲争得面红耳赤。这些争论，大都发生在长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亲，每隔几周，就需翻山越岭，从一个小镇，徒步远行到另一个小镇。一日跋涉几十华里，或者为了捕鱼谋生，或者为了探望在另一个小镇做苦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亲真正觉醒，是到了1989年，在“六四”的枪声中。他的儿子，我，因呼唤民主而被共产党投入大牢。连亲人探视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好几次，父亲背负沉重的行囊，辗转万里，从四川老家，来到广州，只巴望能看上儿子一眼，却被公安局无情地拒之于门外。父亲曾投宿于我留在中山大学的单身宿舍里，无望地等著我“出来”。一个来月间，眼看著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筑了碗大的巢，儿子依然杳无音讯

。我不能想象，望眼欲穿的父亲，离开红尘滚滚的广州时，是怎样的老泪纵横、步履踉跄！

被关押一年后，沉沉黑狱中，突然收到一封恋人泓写自上海的信。信中有关父亲的几句话， 猛撞了我的心房。泓在信中道：“陈伯伯想到广州做灯，养活你……被我劝阻了……”（做节日灯，是父亲的一种手艺。）天啦！父亲把我拉扯成人，历尽多少艰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读完研究生。我工作两年，还没来得及尽一份孝心，难道如今，还要六十多岁的老父，再来广州卖苦力，养活我这个百无一用的囚徒？我紧攥著信纸，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声。

出狱后，发现父亲变了。再也没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迹。父亲完全看穿了共产党的本质。他理解儿子，理解民主，对我的所思所为，不仅没有半点责备，而且毫无犹疑地，予以赞同和支持。

上海：上书总书记，策划1986学生运动

我成为全家唯一的幸运儿，是因为毛泽东的死亡，那是1976年。隔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在家中排行最小的我，赶上了考大学的机会。一个独裁者的死亡，是千百万人的重生。考大学，犹如古代考举人，成为中国青少年出人头地的机遇。

从备取生到大学生

在那个小镇，在我备受班主任老师摧残的那所小学，升初中，用的是“推荐制”，即由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以及学生们（他们必须听命于前二者）推荐决定谁能升入初中。在校长、班主任老师的现场操控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举手表决”，一个又一个学生的名字被写上黑板，全班五十来人，只有我，唯一未被推荐升学，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从来就是全班第一。

备取生，即，预备录取生，这个名称，专指未被推荐的备选学生。那个夏天，贴在小镇一处墙壁上的“红榜”里，备取生的栏目下，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我。瞥见那张红底黑字的耻辱告示，我心下做了悲哀的准备：不再上学，不再念书。

然而，一名青年男子拯救了我。这位预定要在新初中班担任班主任老师之一的年轻人，曾经做过我父亲的学生，那时二十出头，刚刚分配到这所小学，担任语文教师

。得知我的际遇，他毅然挺身而出，顶着压力，硬把我收为他的学生，也有报答我父亲之意。他跟学校领导争辩说：“一个十二岁的小娃儿，你们不让他念书，要让他干什么？”镇上还有好几个仗义执言的人，与镇领导理论：“你们凭什么不让这么聪明的娃儿念书？”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死亡；次年，中国大学恢复招生。学校里突然开始重视学习，我正进入初中二年级，优异的成绩，忽然受到各方热捧。在全班第一、全校第一、全镇第一的荣誉中，我考入县城重点高中，开始向大学冲刺。

十六岁那年，我考入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湖南，长沙，恰恰是毛泽东的故乡。那时候，大学录取比例很低，能考上大学的，人数很少，因而被称为“天之骄子”。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回首我所在的小学班和初中班，竟然只有我，当年那个唯一的备取生，考上了大学，成为唯一的大学生。

从受尽冷眼的备取生，成为人人羡慕的大学生，前后仅四年，大落大起，我人生的转折，犹如一场悲喜剧。然而，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成为“天之骄子”的那一刻，却气得跺脚，暗自堕泪。原来，高中时，我被迫攻读自己毫无兴趣且并不擅长的理科，而没有选择自己爱好且擅长的文科。这与那个时代的风气相关，社会上流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文科班，被讥讽为“瘟科班”。

硬着头皮啃自己并不喜欢的数理化，以至于，我并没有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更糟的是，进入大学后，我的专业，是工程：道路与桥梁设计。四年大学，这个专业，让我备受煎熬。身为时代的“幸运儿”，也是在不情愿的心境中，领受我的哥哥姐姐们望尘莫及的那份“幸运”。

一本书，唤起我的民主意识

自八岁开始读《三国演义》，儿童时代，所有能在中国读到的古典或现代小说，几乎都被我读遍了。在湖南大学，唯一让我暇意的，是能从图书馆借到我从前读不到的书。有一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触发我民主意识的最早萌芽。书名是《斯大林与中央委员会》，犹记得作者名字，阿夫托尔汉诺夫，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这本记录斯大林“大清洗”内幕的书，让我震惊。

当我把斯大林“大清洗”的真相告诉一些同学时，他们的反应却是：“你又不曾生活在苏联，你又不曾亲身经历，你又不曾亲眼看见，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错，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眼前的事物；我们的耳朵，只能听见周边的声响；我们的手，只能触及近旁的东西。但是，我们有心灵，心灵比眼睛看得更远，比耳朵听得更多，比手触及得更深。”直到多年之后，当时那些摇头不解的同学，才理解和赞同了我的那番话。

了解到斯大林的“大清洗”，进而联想到，毛泽东的文革，也是同样的“大清洗”

，都是独裁者的暴行。阴谋与暴行，之所以得逞，源于极权制度之恶。非得有民主制度，公众监督，才能避免这等人间惨祸。民主意识的萌生，伴生政治上的觉醒。那年我十八岁。

其实，我对政治的兴趣，仿佛与生俱来，也来自于从不间断的阅读与思索。小学时，班主任指责我的“过错”之一，就是喜欢看《参考消息》，那是一份只有共产党的干部才能订阅的内参型报纸，常转载一般报纸所不能刊登的外国政治新闻或历史钩沉。

当我进入上海的时候，思想已经变得远比同龄人成熟而深刻。二十岁那年，我考入位于上海的同济大学，攻读研究生。终于挣脱了我深恶痛绝的工程专业，转入管理专业，心绪顿时放松了许多。

筹划八五学潮，遭遇江泽民

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于我，是更广阔的天地。攻读研究生阶段，学业相对轻松

，我有更多时间，探索中国未来，寻觅知音同道。时值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正处开放，校园空气活跃。中共党内，由改革派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政治老人邓小平隐身幕后、垂帘听政；政府管制，相对宽松。

我常聚集众多研究生，探讨国是，抨击时弊，憧憬民主。到1985年，在我身边，已经聚集起一大帮志同道合的好友，出自不同的科系。因为活跃，我被同学们推选为同济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当时的校园，还能选举）。

1985年秋冬季节，我决定在上海发起一次学潮，以纪念历史上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为名，呼唤民主变革。为了保密，准备工作仅在我和好友约10人之间悄悄进行。连续工作几个晚上，我们手书大批传单：“专制误国，民主兴邦”；“人人平等，自由万岁”；“自由，民主，平等”……一直写到双手发麻，难以伸展。

将传单塞进鼓胀的书包，我们分头骑单车到其他大学去散发。异校撒传单，是我发明的一种障眼法。人少事多，我一人承包了比邻的复旦大学。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独自踩着单车去复旦校园。秋冬交接的冷风直往衣领里灌。在复旦的草地上、教学楼的座位上、图书馆的桌面上……到处出现我散放的传单。但在返回同济的路上，却有一种孤独和惆怅的感觉挥之不去，在偌大而热闹的复旦校园，为什么？仅仅只有一个人，仅仅只有我，在从事这份冒险的事业！

忽有一份打字稿从外地传来：方励之教授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关于民主，方教授的论辩，新颖、大胆、前卫，通俗易懂而又鞭辟入里，读之大受鼓舞。

我和好友及时捕捉时机，决定以墙报和传阅方式，大力推广方励之言论，结果，不仅传遍同济大学，还传遍上海各大高校，更扩及外地。我们还以同济大学研究生会名义，编辑一本《方励之姚蜀平演讲集》，印刷800本，到各大学传播。在这本演讲集的封底，我题写了八个字：欢迎传播，功德无量。方励之迅速闻名于全国，其中，我和好友的传播工作，无形间，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是从1985年开始，我与方励之之间，开始有书信往来，我尊称他为“方老师”。

但我们这群活跃分子，却因此引起了校方、以至国家安全部的注意。这种注意很快发展成便衣特务的跟踪与监视。有一晚，我的两位同学在校区张贴了《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介绍方励之的报告文学），回到宿舍才不到二十分钟，管理学院的几名领导就突然敲门而入，神色凝重地告诫，不得再张贴。他们奉命前来，苦口婆心地对我们做“说服教育”工作，警告我们不要“闹事”。

上海当局获悉我们将在当年的12月9日发动学潮，急忙多方打压。时任市长的江泽民临时出“高招”：将“一二九”前后一周定为上海市“交通安全活动周”：全市进行交通大检查，街道集体活动一律禁止。

监控严，风声紧。我召集“学运筹委会”开会，冷静分析形势，超过半数人认为，当年发动学潮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我于是提议：激流勇退。经过一番争论，多数人同意我的提议。计划中的八五上海学潮暂时搁浅。

上书胡耀邦，与中宣部对话

虽暂停学运，但我提议，改而向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上“万言书”。“万言书”其实没有万言，五、六千字而已，由我彻夜撰成，另一位好友执笔抄下。大意是：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经济改革；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便不可能深入；当代大学生，痛恨腐败，向往民主；学生运动可以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并非“

闹事”……

“政治体制改革”，这六个字，在今日中国，随处可见，其涵义甚至被扭曲。但在1985年，这六个简单的中文字，尚从未在中国的媒体或书籍上出现过。上书胡耀邦，我成为最早提出这六个字的人之一。没有想到，当初由我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子所提出的简单原理，民主ABC，时隔二十多年后，才从中共总理温家宝嘴里说出来（2011年，温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进行到底。”），竟被视为中共领导层的“进步”！

原准备大范围签名联署这份“万言书”，但不少人虽然赞同上书内容，却不敢签名

。那仍然是一个恐惧因言获罪的年代，文革的大恐怖，让人们心有余悸。那时候，在中国，有人因上书中央领导、提出不同意见、随后遭到追查与迫害的例子，屡见不鲜。一位受我指定、负责到邮局寄信的研究生，甚至在寄出信件前的最后一分钟

，将他的名字从“万言书”后抹去。于是，实际签名联署的，以我为首，只有十名研究生。

忐忑不安的等待，却是一个良好的结果。1986年初夏，中共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派出两名官员，奉胡耀邦之命，来到同济大学，指名要与我们十位上书的研究生对话。对话中，我代表“万言书”签名人，向两位官员阐述政见：扩大民主，广采民意，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我讲得激情，两位官员听得认真，并做详细笔记。事后，我寻思：胡耀邦，一位难得的中共开明领导人。中国的政治改革，或许能从党内改革派开始？

欢迎方励之，布局大场面

1986年，校园空气愈加活跃，多元化思潮冲击着年轻学子们充满理想与渴望的心

。我和好友频繁举办各种形式的聚会。经春夏两季播种，到了秋天，推动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联合举办“同济大学文化潮”活动。项目之一，是邀请方励之、刘宾雁等文化名人来校演讲。

1986年11月16日，我受研究生会和学生会委托，借得校方一部丰田牌轿车和司机，驱车前往上海社科院，迎接刚刚从国外讲学归来的方励之及其妻子李淑娴。车程上，方问我：“让我去演讲，我还不知道题目是什么呢？”我思忖片刻，说：“

这个题目如何？－ 民主，改革，现代化。”方连声说好，“就这个题目！”

民主，改革，现代化，正是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呼唤的主题。经我和同学们连日忙碌

、布局，同济大学呈现欢迎方励之夫妇的盛大场面。在校区中央，我主办了“欢迎方励之”的专栏，在由我撰写的欢迎辞里，把方励之喻为“国之鹰”；校广播台每隔半小时就播放一次由我撰写的广播稿，通知方即将莅临演讲。

当我陪同方励之一行到达时，大礼堂内外，已经被蜂拥而至的学生们挤得水泄不通

。以建筑专业见长的同济大学，设计了全国大学中最大的空心无柱大礼堂，座位五千个。方励之莅临当日，大礼堂不仅座无虚席，过道和周围都站满了人，无法进入的，便拥堵在大礼堂外围四周。多年以后，在美国，方励之告诉我，那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盛大欢迎场面。

狂飙骤起，同济勇当先锋

方励之、刘宾雁等知名人士的到来，为新思潮汹涌的同济校园，更添浪花。这一段时间，校园里气氛鼎沸，上海滩山雨欲来。

一个月后，1986年12月，一场民主运动，如狂飙骤起，震动神州大地。那便是

，八六学潮。学潮起源于安徽合肥，方励之任副校长的中国科技大学。起因是人大代表选举，中科大的学生们上街游行，不认同官方推出的“候选人”，而力推方励之等人，方因而高票当选人大代表。

消息传到上海，首先有动静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原来，一个美国摇滚乐队正在上海体育馆演出，现场邀请中国人上台共舞，一名上海交大学生欲登台，却遭到中共保安人员的阻拦和殴打。该学生返校后，述说此事，引发群情激愤。适逢从合肥传来学潮信息，上海交大学生们决定走出校门，抗议政府。

富有戏剧性的却是，上海交大学生的游行计划，因江泽民到校“对话”而临时取消

。江是上海交大校友，当时已升任上海市委书记。我所在的同济大学，反而成了冲出校园、走向大街的急先锋。上海滩盛传：交大是民主堡垒，同济是学运先锋。

我起草了大批被称为“大字报”的宣传品，由好友分别抄写，张贴在校园中心。受此鼓动，不同科系的学生自发聚集数千人，旋即冲出校园，走上街头。连续一周内

，同济大学参加游行的人数，平均每天保持在八千人左右，成为示威主力。从外滩

、南京路到人民广场，到处飘扬起同济大学的旗帜。上海各大学群起相应，纷纷加入由同济大学牵头的游行队伍。“反对腐败，打到官倒”、“民主！自由！平等！

”的口号响彻云霄。

那个冬季：大学潮，我的生日

1986年12月19、20日两天，冬季严寒，学潮却达到沸点，参加示威游行的大学生，多达七万人；追随或围观的的市民，则难以计数。场面恢宏，蔚为壮观。大上海为之震撼。12月20日这天，好友问我：“今天是你的生日，打算怎样庆祝？”当时，我正在游行队伍中领呼口号，我停下来，大笑道：“难道这不是最好的方式吗？七万人为我庆祝生日！多么热闹啊！”

这一天，在示威游行的人海里，我踏过大上海数十条大街小巷，一路慷慨激昂地领呼口号，直至嗓音完全沙哑，如此度过了最难忘的二十三岁生日。

一群学生用床席做成一条横幅，上书四个大字：“席卷专制！”市民睹之，无不雀跃欢呼。共产党歌曲《国际歌》中“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e）一句，被我以“学运组委会”的名义，改成“民主自由平等”。一幅醒目的席匾横幅和一首改了歌词的《国际歌》，成为这次学潮的象征。

总体而言，八六学潮，算不上一场有组织的学潮。有挂名组织，但松散，并无集中领导；有学运骨干，但分散，各自为政。在很大程度上，学潮自发而起、自发而落

。随着期末考试的来临，学潮结束。波及十几个大城市的八六学潮，犹如一场接力赛，发源于合肥，在上海形成高潮，最后，1987年元旦那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划下句号。

八六学潮：八九民运的奠基之作

1987年1月中旬，正忙于期末考试，忽从广播里听到，胡耀邦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原来，胡因同情学生、倾向民主，遭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人帮”非法罢黜。随后又听到，方励之及刘宾雁、王若望等资深名士，被中共当局“撤销职务，开除党籍”。

我当即联络好友，凑钱购买了一本大相册，邮寄给方励之。作为相册扉页上的题句

，我刻意把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改成“三落三起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用这句诗，与方老师共勉：民主运动并没有失败，还会再掀高潮。

胡耀邦被迫辞职后，被排挤在中共权力圈子外，有志不能伸，郁郁寡欢。至1989年4月15日，胡突发心脏病，骤然辞世。由此引爆八九民运。邓小平出兵镇压，终以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收场，史称六四事件，或“天安门事件”。由此回眸我曾参与领军的八六学潮，实际是八九民运的奠基之作。

广州：播撒自由火种，发起1989民主运动

“天安门事件”，国际上流行的这一定义，指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及其被中国政府镇压的结局。在中国民间，包括海外华人中，这一事件，被称为“八九民运

”；又称“六四事件”或“六四屠杀”。中国官方，最先称这一事件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淡化地称之为“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

八九民运的中心，在中国首都北京，尤其北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成百万学生和市民的示威，吸引了众多国际媒体聚焦。中国其他城市的民众抗议，虽较少得到国际媒体关注，却都是八九民运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八九民运，发生在全中国三百多个城市。1989年春夏之交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国各地，都有大量民众上街示威、游行、请愿，要求当局顺应民心，启动民主改革。

初到金钱广州，独自传播民主

1987年夏天，我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所谓“分配

”，指政府的安排，但那一分配，也符合我的意愿。潜在的，我有一个浪漫的政治抱负：在经历了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之后，再进入首都北京，才算履历圆满。同时，我还觉得，自己肩负一份尚未完成的使命：八六学潮未尽的民主运动。

广州，是广东省省会，号称中国的“南大门”。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从广东省开始，在该省设立了两个经济特区，深圳与珠海，分别比邻香港与澳门。外资从香港引入深圳，再经由广州，进入中国腹地，撑起中国的初步繁荣。

“广州只有商业，没有政治。” “广州人只认钱，别的什么都不认。”我到达广州之初，当地人听我谈民主，往往不以为然地一笑，做世故的精明状，如是对我说

。放眼广州，果然商风弥漫，几乎全民皆商，一切向钱看。商业广州，金钱广州。然而，我并不甘心，也并不放弃。教书之余，独自传播民主。积极奔走，广结人缘

。

“你不要跟我谈政治，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一位就读中山大学、名叫陈卫的女学生，见到我的第一次，也这样直白的对我宣告。然而，不久，这位美貌而大气的女大学生，却成为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随后，在1989年的抗议活动中，她成长为广州头号学生领袖。

建立文化沙龙，筹备八九民运

就这样，凭藉理想、热情和耐心，我影响了一个又一个像陈卫这样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到1988年夏天，我建立的朋友圈，开始讨论要做什么。我提示：1989年

，将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围绕这些纪念日，我们应该组织游行示威，呼吁政治改革，促进中国民主化。

于是，瞄准1989年民主运动的准备工作就此展开。“每周文化沙龙”，是我们建立的第一个阵地。那是1989年1月，在中山大学，我们开始公开举行校园聚会，探讨民主价值和中国未来，我指定陈卫为沙龙主持人。参加讨论的学生，从最初的寥寥无几，每周增加，越聚越多，以至于，到了后来，把一间梯形大教室挤得内外爆满，水泄不通。

曾被讥讽为“文化沙漠”的中山大学，仿佛被我引进了绿洲，空气发生变化，校园活跃起来，民主，成为日渐流行的话题。在那样的气氛下，即便北京不出大事，新一轮学潮将注定会在广州上演。

安全部特务，混进民运圈子

“原来你就是陈破空！”这年三月间的一天，在广州三寓宾馆，一位姓李的男士对我喊道。我与一位记者朋友见面，该记者向我介绍这个人，在广东省委工作的秘书

。握手间，这位李姓秘书便惊呼起来。接着，他压低嗓音告诉我：“省委有一份内部文件，说你准备在广州发动学潮。”

我心下一惊。当即明白，在我发展的朋友圈子里，混进了安全部特务。虽公开主办文化沙龙，但筹办学潮，却是在较小范围内秘密进行。但一时无法判断，究竟谁是特务。随后，怪事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每当一次学潮筹备会议结束，往往在第二天

，参加会议的学运骨干，就被他们所在系的系领导（中共安插在各大学的中层官员

）找去谈话，予以劝诫：“不要闹事”。显然，有人告密。

我找来靠得住的学生骨干，商量出一个办法：让不同的人参加不同的会议，并让不同的人去通知，看看哪一份名单会泄密。这个办法果然奏效，很快发现，一个名叫陈永潮的化学系研究生，就是告密者。后来更了解到，此人早就加入了国家安全部

，专门接近校园里的活跃分子。由于他的出卖，参与早期筹备的学运骨干，几乎都被当局掌握。

胡耀邦突然辞世，引发全国示威

北京终于出了大事。1989年4月15日，因八六学潮而遭邓小平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辞世。消息传出，举国骚动。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大学里，舆论沸腾，纷纷酝酿悼念活动，并响起要求邓小平当局为胡耀邦恢复名誉的呼声。

北京动静最大，各校大学生迅速行动。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很快演变成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谴责政府腐败，呼吁民主自由。在广州，4月22日，是官方为胡耀邦开追悼会的日子，我和陈卫等学生骨干，亮相广州海珠广场，悼念胡耀邦，公开呼吁民主改革。广州八九民运，由此正式登场。

5月间达到高潮。每天游行人数，少则数千，多则十几万，有时达到数十万。珠江两岸，风云激荡；白云山下，旌旗招展。由广东省与香港民运界合作展示的一次大示威，称为“省港大游行”，那日，走上广州街头的游行人数达四十多万。游行队伍像潮水一般，淹没并席卷了广州的主要大街。行进在这样的洪流中，我欣慰地感叹：广州人并非商业动物，他们也渴望民主啊！

我的恋人，泓，原本仍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此时，全国罢课，她得以来到广州。久别重逢，浪漫的爱情融入激情的政治，那段时间，生活变得色彩缤纷，更富有意义。

一夜之间，挥写三十多份大字报

限于大学教师身份，我不便像从前在上海那样，到街上引领学生队伍。除了有时参加游行示威，我的主要工作，是书写各类宣言和“大字报”。由我起草的三大宣言

，包括《告广州市民书》、《告广州党政干部书》、《告人民子弟兵书》，传播于广州街巷。

在中国各间大学，校中心矗立的，都是毛泽东雕像。只有中山大学，是唯一的例外

，校园中心，是一尊孙中山铜像，只因这所大学，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在孙中山铜像一侧，有长长的墙报栏。平日，那里张贴的，都是“电影消息”、“舞会讯息

”、“寻物启示”、“学校通知”之类。

随着学潮开始，这堵墙报，便成了民主运动的舆论阵地。密集张贴的大字报，层层叠叠，让这堵墙变得厚重起来。尤其学潮之初，往往在一夜之间，就有三十多份大字报涌现。人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秘密是，这三十多份大字报，几乎出自我一人之笔

，或由我口授，我身边的学生们用毛笔把它们抄写而成。笔迹各异，落款也五花八门：管理学院八五级学生，生物科学系八七级学生，中文系研究生、哲学系青年教师…… 给人的印象，似有很多人在书写和张贴大字报，由此营造出民主运动快速升温的热度。

我的单身宿舍，被称为“CPK文稿中心”（CPK，即我名字的拼音缩写）。我被推举为独立学生组织的名誉主席，因此，我的单身宿舍，又成为学生运动的“第二办公室”。从那里，各类宣言、演讲稿、大字报，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民主运动的前线、学生领袖手中、或校中心的墙报栏上。我的栖身之处，是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斗室，常常铺满了一地大字报，让来访者讶异得合不上嘴。当局后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对我逮捕、起诉、判刑，也由此而来。

北京枪响，最后的抗争

1989年6月4日深夜，我正要入睡，两名学生领袖，陈卫和于世文，急切地敲开了我的房门。他们面带悲戚地告诉我：北京发生了大屠杀，邓小平下令军队开枪，无数学生和市民被打死。那一瞬间，我的心脏仿佛被一颗子弹击中，周身失去知觉

。片刻后，打开收音机，用短波收听香港电台的广播。大屠杀的消息得到证实，我潸然泪下。

在这之前，包括我在内，多数人都认为，当局不会开枪。因为，全国都是民主运动的海洋。投身民主运动的，不仅仅有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有广大市民、工人，甚至包括中共体制内的学者、官员。运动高潮时，包括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记者们、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们，都打出标语，上街游行，支持民主。

我连夜挥毫，赶写文告和大字报，让学生们抄录、张贴到校园中心。又是三十多份

，包括《打倒反动政府》、《退党退团，紧急行动》、《谴责屠杀，埋葬独裁》，等等，号召师生们抗击暴政，并呼吁，凡曾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公开宣示退党退团，以示与执政党决裂。

悲愤满腔，泪如泉涌，文思也泉涌。我写下一首诗，也张贴到墙报上，题为《血啊

，母亲身上的血！》，大致如下：

血啊，母亲身上的血 是噩梦惊醒了母亲 还是母亲摇醒了午夜 呐喊，穿透远古的皇城 激越如风，凄厉似雨 血啊，母亲身上的血

枪声撕裂了天幕 坦克碾碎了黎明

儿子呼唤着自由 母亲呼唤着儿子

血啊，母亲身上的血 年迈五千岁的母亲 依然为夜色淌血 非为生命分娩 而为青春祭奠 血啊，母亲身上的血

泪飞如雨的母亲，可曾见 乱云间，儿子飞翔的灵魂 自由写在天上 自由不在人间

血啊，母亲身上的血

……

广州民运，曲终人散

之前，我认定政府不会开枪，是基于对人性底线的信心。同时，我也认定，如果政府开枪，那么，它的倒台就注定了，全国人民一定会发动大起义，齐心协力，推翻这个天良丧尽的吃人政权。

然而，时年二十五岁的我错了。那个年届八十五岁、身材奇矮、手握军权的邓小平

，吃了秤砣铁了心，悍然出动三十多万解放军，包围北京，杀进天安门广场，用坦克和机关枪，血洗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时年二十五岁的我错了，还在于，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并没有起义，而是怯懦地，放弃了抗争。除了在北京街头，有部分市民和学生做了一天一夜的英勇而殊死的抵抗之外，其他民众，尽做鸟兽散。

枪打出头鸟。杀鸡儆猴。这是两个中文成语。老谋深算的邓小平算定了，只要平息了北京的民运，全国各地的民运也将随之平息。果然，北京发生6月4日的大屠杀之后，各地民主运动迅速低落。广州的抗议仍持续了三天，包括堵桥、堵路，但人数骤减，并越来越少。

学生们自发散伙，有的躲藏起来，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开始准备期末考试。目睹此情此景，我伤感而无奈。耳边，犹自回荡着早几天中大学生游行时震耳欲聋的口号

：“中大中大，人民养大；为了人民，死都不怕！”似乎，过去近两个月的民主运动，只是一个浪漫曲。如今，曲终人散。一切回到从前，回归沉重的现实。

书生气十足，自投罗网

作为民主运动的领军者，我和学生领袖们，则陷入危险境地，孤立无援。北京发布了“通缉名单”，广东省则发布了“通告名单”。二者字面上的不同，表达不同意义：通缉，意味着直接追捕被通缉者；通告，则是要求被通告者到公安机关“谈话

”、“交代问题”。相对于北京，广东当局更希望温和对待民运领袖。时任广东省长的叶选平，是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儿子，属于政治上的温和派。在广东当局“通告

”的四大民运领袖名单中，我和陈卫都赫然上榜。

时年二十五岁的我，书生气十足，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因而，不仅没有逃亡

，反而前往公安局，与当局“谈话”。尚铭记中国古语：好汉做事好汉当。其间，我继续辅导学生期末考试，有学生问我：“陈老师，你为什么不逃跑？听说吾尔开希都逃到香港了！”我半是幽默半是严肃地回答：“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得失，就是我个人的得失。我愿意与这个国家共进退。”

与广州市公安局的“谈话”，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个月。公安局官员试图对我进行“教育”，要我“交代问题”，逼我转变思想。但由于双方立场不同，所谓“谈话”，往往变成辩论，有几回，甚至变成激烈的争吵。公安局官员用手帕抹着前额上豆大的汗珠子，掩饰其恼羞成怒的表情。

1989年8月2日下午，我应约再次出门，前往公安局。泓送别我时，递给我一个苹果，温柔道：“苹果，代表平平安安，盼你早点回来！”谁知，这一天，我一去不返。

天气炎热，骄阳直射，那天，我有一种置身蒸笼的感觉。才走出中大西校门，有人叫唤我的名字。刚刚下意识地回应，就见四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从四面围上来，四条高大粗壮的身影，挡住了阳光。他们半是哄劝半是推搡，将我推进了一部轿车。窗帘遮严了所有车窗。在紧张与镇定的心绪循环中，我被带往未知的去处。

那四个陌生人，是国家安全部便衣特务。那一天，我失去自由，正式被捕，被投入看守所。失身黑狱的那一刻，忽然后悔自己的书生气，为何不逃亡？与公安局“谈话”，与虎谋皮，彷如自投罗网。

陈卫等学生领袖也先后被捕。原来，北京中央政府直接施压广东当局，批评他们“

一手硬、一手软”（即，抓经济硬、抓政治软），责令他们仿照北京，立即逮捕、法办广东民运领袖。事后，叶选平被邓小平调离广州，调入北京，明升暗降，出任毫无实权的虚职：全国政协副主席。

看守所，坟墓里的活埋

地狱的大门为我打开。我强自镇定地走进去，按捺着内心的惊恐。这是人间地狱，

其形貌和动态，最初，如此呈现于我面前：

跌落人间地狱

一个大杂院，中间堆放的垃圾如小山，四周都是灰色建筑，墙上的铁丝网如丛生的荆棘，四面爬升。来不及打量环境，因为有人拿摄像头对准我，雪亮的灯光，扎得我睁不开眼。我感觉，这是新闻镜头或存档镜头，赶紧把衬衣扎进皮带，要显得挺拔一些。我镇定地朝他们挥手，以示我并不害怕、并未失败。

我被带向一栋灰色大楼。在一间标明“押解室”的房间里，一群人围住我，有穿制服的，有着便装的。他们对我搜身，清点我随身携带的物品。他们说，这些物品，要暂时替我保管。

经过搜身这一关，有人带我上二楼，进入一间写着“预审室”的房间，几个穿制服的公安官员，对我说话，把我的名字和生日确认了一遍，然后要求我在一张纸上签名。一名上级官员模样的人对我说，这是暂时措施，叫“收容审查”。故作安慰的口气。书生气十足的我，那时，并不知道，收容审查，就是无限期关押的意思。宁愿相信那个官员的“安慰”，以为如前段时间的谈话一样，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我瞥见椅子上的一行字：“广州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才知道这个大院和大楼的名称。但依旧麻木，竟没有立即把看守所与监狱这两个名词联系起来。依稀记得在叙述国共内战的旧小说《红岩》中读到过“看守所”这三个字，以为那是一个过时的名词。

我问这是哪里？那些人的回答，是互相对望。我又问今天何时回家？他们再次对望

。那个上级官员淡淡地告诉我：恐怕暂时不能回家。不禁心下一沉。挂念泓，她是否知道？她怎么办？顿时心乱如麻。

有人带我上三楼。楼梯的铁栏杆陈旧得生锈。一道幻想瞬间掠过脑际，有一天，不是朝上，而是朝下，从这里飞速逃跑，如一缕轻烟。一时间，恨不得自己有孙悟空的本领。“既然到了这里，就不要胡思乱想！”一个低哑的嗓门，适时地在背后唠叨，仿佛是要打消我的念头。

带我的人，已经换成另外两个，一个较老，一个较年轻，都是在本楼工作的看守，被称为“管教”。窄窄的走廊，窄得只容得下二、三个人并行。走廊的一侧，半人高的铁栏杆外，是空空的天井，如果要自杀，可以从那里一跃而下。走廊的另一侧

，是密封的墙体，一道道狭窄的铁门，不时凹现于墙体。

哗啦啦，一阵重金属响声，其中一道铁门在我身旁打开，老管教示意我进去。轰隆一声，随着一计闷响，沉重的铁门在我身后关上。这轰隆的一计闷响，从此，将永远回荡在我的心房，振聋发聩。

先是置身一间小屋－－如果那称得上“屋”的话。有光线，抬头望去，屋顶正中有天窗，由井字形的粗大铁棒交错覆盖。仅能琢磨几秒钟。背后又有响动，一双灰色而浑浊的眼球——老管教的眼球，出现在一块手掌大的毛玻璃片后，瞬间变成一个手势，示意我往左。又有一道铁门，哗啦啦在我左边打开，更加窄小。我犹豫了一下，再看了看窗洞上交替出现的眼球和手势，不由自主地，我迈过那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窄小铁门。

又是哗啦啦一串响，窄铁门在我身后合上。原来，那是设在上下滑道之间的一扇铁门，掌控的手，在室外走廊上。日后，我了解，外面的那一间，被称作防风仓，里面的这一间，被称做监仓。然而，此时，我头脑空白，一时还没有牢房的概念。

从阳光刺眼的街市到黯淡如夜的看守所，眼睛一时不能适应，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我被命运驱赶着，走向黑暗。随着眼睛的适应，黑暗变为昏暗。有人跟我打招呼：“来，到这里来！”依稀看见一方脚背高的床板，上面坐着三个精赤着上身的人。这才对炎热的夏天，恢复了些许知觉。后来知道，这三个人，就是我的牢友。

关押我的监仓，除我之外，还关有其他犯人，有时三个，有时四个。除我之外，他们均非政治犯，而是经济犯，而且都是出自公安系统的经济犯，即那些犯下贪污、受贿的公安干部。他们也是犯人，却负有监视我的任务。牢中有牢，这是双重的牢狱。

我预感自己迟早会来到这里，无可避免的牢狱之灾。充满反叛的个性，终究为这个制度所不容。我用了二十五年半的时间，终于来到这里。看守所，监狱的代名词。尽管我反应迟钝，终究还是明白了它的全部意义。

恐惧的高峰，并不在入狱的头天，而是在次日梦醒时分。一阵急骤的铃声惊醒了我

。猛然坐起。我在哪里？惊恐四顾。空间是如此的狭窄，四堵墙壁却是如此的高耸

，以至于，我刚刚戴上眼镜，目光就撞到对面坚硬的水泥墙上，也仅仅是对面墙壁的下半部。

那墙上写满了字。我随便向上瞟了一眼，依稀瞥见最上方有“监视”二字，就急忙掉头，幻想这一回避的动作，能回避进一步的厄运。我不看，因为我不属于这里，我在心里坚持着。直到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狭窄的空间、转往另一个看守所时，才看清那两个字，并非“监视”，而是“监规”，下面密密麻麻罗列的，都是所谓“监规”细则。

生活突然中断，彷如生命戛然而止，中断了与尘世间的所有联系。对外面的世界，什么也参与不了，什么也管不了，只有干瞪眼。剩下的，正如亡者之灵魂，对世间的一切应知尽知，却无可奈何，至多到活人的梦中托话。恰如《红楼梦》里的警句

：“眼睁睁把万事全抛”。

忽见三个犯人侧耳细听，但我却没有听见任何声响。墙外走道上，一片沉寂。然而

，只过了几秒钟，啪的一声，侧墙上，一个如狗洞般的墙孔打开来。“开饭！”差役喊道，随即将凹凸不平的四个铝饭盒，粗鲁地塞进来。

劣质的米饭，发黄的菜叶，两块肮脏的肥腻猪肉。这就是看守所的每日两餐。未剔净的参差猪毛，似在表明，做厨子的人，很清楚他们服务的对象，无需精工细作，只需草率应付。第一次吃这种“牢饭”，我难以下咽，尤其那两块肮脏肥腻的猪肉

，仿佛是故意要让人恶心，几乎令我呕吐。

“赶紧吃吧！还不知道要在这里关到哪年哪月！”一个骨瘦如柴的犯人对我说，他曾是公安局的刑警队长，在这个仓里，已经被关押了三年多，案子依然没有了结。他的话，对我颇有触动。“是啊，我必须活下去！我必须适应这一切！”我在心下对自己说。咀嚼时，我坚闭嘴唇，继而紧闭眼睛，抵抗恶心的味觉，像儿时服苦药般，恨不得一口就吞尽。

心理战，审讯与反审讯

“五三四二！”“五三四二！”仓门打开后，狱卒连续叫了两遍。第二遍变成不耐烦的吼叫。在这里，我变成了一个号码：五三四二。

最初的一个月里，会时不时被带到二楼，接受预审。一个牛高马大的中年胖子，坐在主席台后面，他是主办我案件的预审官，号称“法官”。在他的左侧，通常坐着一名书记员，负责记录。书记员有时是男的，有时是女的。当书记员是女性的时候

，我能注意到，隔着一个空隙，他们之间居然会互相传递纸条，表情暧昧，明显与案情无关。

心底下，我给这大胖子取了个绰号，叫“大黑熊”。大黑熊摇头晃脑地宣布：“交代问题，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第二种是自来水，自己流出来；第三种是挤牙膏，挤一点，出一点。选择哪种方式？你自己看着办。”又振振有词道：“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然而，在监仓里，我听见那几个曾是公安干部的犯人们私下交流，都说：坦白从宽

，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意思是，共产党骗你交代，并非为了从宽，而是为了罗织罪名。

隔壁发出乒乒乓乓的撞击声，随即又传来人的惨叫声，听了让人毛骨悚然。预审官与书记员停顿下来，互相看了一眼。又看看我，似乎在琢磨，是否应该让我听到这种声音。听到的好处是，让我老实一点；但坏处是，恐怕我又要钻他们法制的空子

……

“把门关上。”眼神间拿不定主意的大黑熊，轻声吩咐书记员。过了片刻，大黑熊对我说：“算你好运啦！要是在从前，再早个十年、二十年，你们这些政治犯，也要被打得死去活来。”大黑熊暗示：在隔壁受刑的，是刑事犯；你是政治犯，所以待遇不同。

我心下有数，因为天安门事件成为国际聚焦的大事件，中国政府备受国际压力，虽然把民运领袖关起来，但是否动用酷刑，他们一时还有所顾忌。

预审，被称为“提堂”，就是审问、审讯的意思。然而，本能的，审讯激起了反审讯。通过大黑熊的提示，我能推测对方已经知道了什么和不知道什么；也能揣度出

，外面的人，谁揭发了什么，谁掩盖了什么。这是一场心理战，可以测试出审讯和被审讯两方的智商高低。自以为是的大黑熊，智商并不高。

大黑熊的审问，反而让我了解到当局的动向。此时，在外面，整个中国社会，尤其全国各大学，正按照中国政府的部署，开展“人人过关”运动。所谓“人人过关”

，就是，不管你是否参加过民主运动，都必须写一份材料，交代自己在民主运动中做了什么、看见周围的人做了什么；如果参加过游行示威，还被要求检讨自己的行为，向党认错。否则，是共产党员的，会被开除党职；是共青团员的，会被开除团籍；有工作的，会被开除公职；即将毕业的学生，要么得不到工作分配，要么分配不到好的工作。

于是，全国范围内，包括学校、政府机关、国营企业等，许多人，都接受当局的胁迫，遵照当局的命令，纷纷写下交代材料，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检举揭发他人

。而仅仅在两个月前，他们还都是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个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而如今……在那场“人人过关”的闹剧中，中国社会百态，中国人的国民性，尽显其中。

在揭发材料里，我被指为煽动家、主谋，是整个广州民运的导演，是一切事件的源头——这或许没错。二十五岁的我，是广州民运的“幕后黑手”，是共产党在广州的头号敌人，这是当局对我的定性，我必须为之承担责任。

闹市中的铁石笼子

一个铁石笼子，几乎密不透风，放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中。闹市上，人来人往；而笼子里，也有人，是被关着的人。闹市上的人们，各自营生、忙碌，对笼子里的内容

，浑然不觉，漠不关心。

这个铁石笼子，就是广州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又称黄华看守所。它位于黄华路，一条不大的马路，却处于广州市中心的深处。我被突然推进这个笼子里，随着身后一计轰隆的闷响，厚重的铁门关上，瞬间与世隔绝。

如果说，这栋灰色大楼，是一个大笼子，其中的每一间牢房，又是一个小笼子。无论是大笼子还是小笼子，都由钢筋混凝土浇筑、夯实，并封死。绝非电影里栅栏似

的、内外可以相望的那种。在这里，连一寸走廊都望不到。

这个密封的铁石笼子，宽约二米，长约三米半，合计约六至七平方米。屋顶和四面墙壁极高。墙体厚实，都是钢筋混凝土的沉重结构。这是一个贫穷的大国，但绝不会节省砌筑监狱高墙的砖石与钢筋。那种一推就倒的豆腐渣工程，纵然遍布全国，但绝对不在这里。

在一面墙的高处，伸手都够不着的地方，有窗，名副其实的铁窗，不仅由粗重的钢筋扭结成窗格，外面还覆盖一层铁网。那是唯一的透气孔，却经铁窗过滤；光线从那里弥漫进来，却被铁网减弱。尽管屋顶上有一个电灯泡二十四小时亮着，但即便大白天，室内光线也极其黯淡。昏暗，牢房应该是这样的。

小笼子被称为“监仓”，又简称“仓”。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精确的定义。仓，仓库，里面存放的，是货物，只不过，这里的“货物”，是活人。在判刑前的预审阶段，这些活人被暂时存放在这里。尽管，这个“暂时”，可能意味着很多年，甚至无限期。

渐渐地，连“提堂”的机会也没有了。我成为一件不折不扣的货物，存放在昏暗、潮湿而闷热的仓库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感觉到，如何处置民运领袖，当局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呈现“无限期的关押”。

其实，这是比判刑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判了刑，还知道期限；不判刑，而无限期关押，会让人陷入莫名的恐惧。许多时候，还会陷入一种深深的错觉而不能自拔。这错觉就是：从来就是如此，永远也是如此的了。这个声称要对我实施“改造

”的制度，最后证明只有一个功能，在加剧我与生俱来的恐惧症的同时，促使我彻底地反叛它。

时间的概念被颠覆，原来是以时以分以秒计算，而今却以日以月以年来计算。谁说“寸金难买寸光阴”？分明是，寸金难弃寸光阴。面临时间的深渊，我却安慰身边的犯人说：其实，我们只有一半时间在坐牢。他们不解，眼神茫然。我继续解释：睡觉的时间不算，因为我们在梦中；在梦中，我们是自由的，不在牢里。犯人们受此安慰，眼神活络起来。

不是死亡，胜似死亡

放风仓的一角，有些许阳光照下来。我下意识地抬起左手背，迎向那缕稀罕的阳光

。手背上的那块青肿，消退得奇慢。那是不巧碰撞到水缸的棱角后留下的。几个月过去了，依然不曾愈合。是不是得了糖尿病？我胡思乱想。听说，得了糖尿病的人

，一有创伤，就难以愈合。

漫长的关押，我得以观察到不同寻常的生理变化。不知从何时开始，原先柔软的头发变得干硬如枯草，到后来，竟笔立似钢针。我不敢再用肥皂，因为那会加剧头发的干枯与刚硬。

曾经是重度油性的皮肤，已不再出油，反而变得干涩无比，如蛇皮。皮肤变薄了，一丁点碰撞，都发青淤血。偶尔在墙上或水缸边擦一下，就会留下瘀青的痕迹，经久不散。天热时，一种颗粒状的疮，犯人说是“疥疮”，遍体蔓延，彷如肌体在腐烂。水，成了腐蚀剂，只要落一滴在脚上，脚气就加剧蔓生，其痒难忍。想找任何坚硬的东西来刮，却没有。狱方收走了任何坚硬的物品，据称是为了防范自杀或逃跑。

我终于明白，头发变干，皮肤变薄，是长年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后果。隔墙虽有一间防风仓，却很少打开；偶尔打开，时间也不超过半小时。而所谓防风仓，也只是在房顶上开一方窗，铁棒交叉成网状。荷枪的士兵脚踏在上面，踱来踱去，沉重的脚音，彷如电影里德国纳粹军人军靴踏出的那种声响。

钢筋混凝土打造的笼子，是人的“杰作”。动物不关押动物，比如，老虎并不关押别的老虎。但人却关押人，这些人关押那些人，这些人把那些人关进笼子里，并封死。这就是号称“高级动物”的人类？智力，竟使人变成了内心最黑暗的动物。忽然就想到那句古语：虎毒不食子。然而，人毒吃人。这并不限于一个象征说法，在中国爆发大饥荒的六十年代，果然出现人吃人，还有人易子而食。

曾在香港作家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里，读到一个词汇：活死人墓。用这个词汇来比喻囚禁我的这个监仓，再恰当不过。是的，这是一座坟墓。唯一不同的是

，这坟墓里，埋葬的是活人。

我活着，却被埋葬了，活埋。我不曾意料，在这样的铁石笼子、活死人墓里，前后会被活埋达两年半！这是死亡的体验，或者，对死亡滋味的尝试。不是死亡，胜似死亡；一种逼似死亡的状态，可称之为“准死亡”。连身体的变化，也逼真于死亡状态。活着的，已经不是肉体，只有灵魂。

正如亡者之灵魂，最初还留恋尘世，牵挂万千。逐渐便认同现实，适应了另一个空间，而安其所在了。人是一种奇特的生物，适应力超乎想象，竟能适应任何一种哪怕最险恶最残酷的环境！渐渐地，也与外面的世界划清了界线，仿佛那本来就是与己无关的。尤其当同仓犯人议论他们各自的案情、推测各自可能的刑期时，参照系就不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监仓里的犯人群。认命，这是人的本能。

恋人，泓：悲伤时代的爱情故事

不知不觉，已在狱中经历了夏、秋、冬、春四个季节。夏天入狱，转眼又是夏天，1990年夏天。窗洞口，忽然啪的一声响，塞进来一封信，是给我的。意外。在狱中，对政治犯的看管，远比对刑事犯严厉。我很少收到信。

绝情信，准备把牢底坐穿

信封已经拆开，信件照例已经被狱方检查过。打开来，是泓的信。既惊喜又紧张。入狱的最初阶段，曾有零星音讯，之后，彼此便如断线风筝。当局不仅关押我，还有意隔绝我与外界的联系，并断然阻止亲友探监。而在普通刑事犯那里，通信和探监却不成问题。在共产党眼里，政治犯远比刑事犯危险。

泓在信上写道：“……我已经大学毕业。政府把我分配到重庆市人事局。但我自己决定到广州，找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等待你出来……”

我的心抽紧了。泓是重庆人，她从前就告诉过我，毕业后无意回重庆，当局下令她回重庆，显然有违她的意志，是一种变相惩罚；而且，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只是交由重庆市人事局办理，更包涵一层作弄的恶意。作为名牌大学，同济大学的毕业生

，通常能获得较好待遇。

接下来的一段话，关于我父亲，让我大受震动。泓写道：“……陈伯伯想到广州做灯，养活你……被我劝阻了……”我突然间大放悲声，而无视其他犯人在场。在看守所里，这还是第一次。我伤心欲绝，为泓，也为父亲，为毁灭了的生活。

泪溪纵横，打湿了泓留在信末的那一行落款：“你的小船，泓”。这一落款，让我心痛不已。在我从前写给泓的无数情诗里，有一回，我把她称做“我的小船”。而那样的浪漫时光，永远不再！

无限期的关押，望不到尽头的漆黑长路。预审官甚至威胁我：“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年轻的泓，美丽的泓，聪慧的泓，她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我实在不忍心让她再受苦、遭罪。

有几回，我竟梦见，泓不堪当局的骚扰和社会的冷眼，轻生自杀。而我，跪在一座青青的坟茔前，哀哀地哭泣，青草蔓延四野，直到淹没了我自己。“不！不！”惊醒后，我在心里对自己喊道，也对上帝喊道，“我宁愿受尽世界上所有的煎熬和痛苦，也绝不让泓受折磨，绝不能让她蒙受任何不测！上帝啊，请帮助我，让泓脱困吧！让她活下去！只要她活着，只要她平安地活着，我自己，纵然把牢底坐穿，也无怨无悔！”

痛定思痛。我提笔给泓回一封信：“……我们的幸福之路已经被命运阻断，我们幸福的基础已经被毁了。然而，还有一半，那便是你，你的青春，你的美貌，你的自由……”

“……此时此刻，我只有一个请求：离开我吧，带着你的青春和美貌，远远地离开我，远走高飞。不要再为我顾念。只要你能得到幸福，我的心就是幸福的；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因为，我爱你，永远地爱你……”

“……请不要为我担忧，真的，我可以面对这一切，我可以坚持下去。你，惟有你

，是可以让我软弱的源头，唯一的源头，最后的源头。没有了你，我便没有了牵挂

。我可以挺下去，坚强的挺下去……”

为了表白宁愿放弃自我、也要保全她的坚定决心，在信的末尾，我用重重的语气，一笔一划地写道：

“你从未辜负过我，我相信，现在和将来，你也不会辜负我。如今，你不辜负我的最好方式，就是离开我。远走高飞。真的，离开我！远走高飞！”

狭小的监仓，连纵情悲伤的角落都没有。其他几个犯人，就坐在身边。写完，我把头伏在膝盖上，以装睡的样子，一任泪如雨注。我想将圆珠笔折断，以示决绝，但那支软塑料的圆珠笔，却怎么也折不断。最后，我把它折成弯曲状，毅然投入垃圾筒。

第二天，我把信交给老管教，再三恳请他，无论如何，要把这封信寄出去。“以后

，我就不再麻烦你了！”

我一去不回，泓备受惊骇

我是在出狱后，才得知当年，当我入狱时，泓所经历的一切。我一去不回的那一天

，泓备受惊骇，她东奔西跑，打听我的下落。曾前往中大保卫处（当局设在大学内的安全机构），对方无可奉告；曾前往广州市公安局，他们表示，我不在那里。泓抗议，声言，如果见不到我，她就静坐不走。公安局官员于是假意安慰她，说我住在一个条件不错的地方，受到良好待遇，只是暂时不能回家，叫她不必担心。

那天下午，我被推入监仓后，猛然意识到，泓尚不知我的去向。一念至此，便不顾一切，起身拍打铁门，在我越来越猛烈的拍打声中，管教赶来，打开窗洞。我怒气冲冲地朝他们喊道：“我要见我的女朋友，我要让她知道我在哪里。”过了一阵，我再次被带到二楼，公安局官员声称，暂时无法让泓与我见面，仅同意我写一封简短的信，交由他们带给泓。

落难的时刻，我清晰地意识到，我担心的，并非自己，而是泓，她能否承受？她怎么办？当她那俏丽而娇弱的形象浮上眼前，我的泪珠便不争气地跌落下来，砸上手臂。公安官员就在旁边，我绝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软弱的一面，便佯做用手扶眼镜，竭力遮掩自己的泪水。我提笔写信：“……我爱你，比任何时候都更爱你；此时此刻，你是我唯一的牵挂……”

我尽力搜索安慰泓的词句。“……任何事件，都只是一个过程；而任何过程，最终都会过去……”信末，我建议她尽快返回上海，准备新学期的到来。

万般无奈之下，泓回到上海，继续她在同济大学的学业。然而，国安、公安却不断找上门去，要她“交待和揭发”我的问题，让她不得安身。她周围的同学，都能正常学习、生活，唯独泓，需要承受与恋人隔绝和当局盘查的双重压力。她饱受骚扰

，没完没了。

后来，我也得知，泓曾数度来到广州，指望能见我一面，与我父亲的遭遇一样，也一律遭到广东当局的无情拒绝。当局只是将泓送来的衣物，转交给我，但却让管教对我撒谎说：“这是中大经济系领导带给你的。”广东当局不仅阻止泓与我会见，却还趁机刁难、讹诈、羞辱她，企图能从她口中套取到足以给我治罪的证据。

泓，一个娇弱的美丽的女孩，拖着沉重的行李，孤身一人，辗转于上海、广州和重庆之间。这个楚楚可怜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一生的痛。

上海之恋，爱情与友谊的两难

我与泓的恋情，发生在1986年上海学潮前夕。俏丽、生动、婀娜多姿的泓，是众多男生心仪的目标。以至于，我与好友杰的友谊出现了裂痕。杰追求泓，却未能如愿，他那寡言少语的性格，与活泼开朗的泓，似乎并不合拍，杰因此陷入苦闷。

而那时的我，在结束几段恋情之后，正处于厌倦期，并没有打算再谈恋爱。然而，不知不觉间，我与泓，却坠入爱河。原来，彼此相识的这一群朋友，常常聚首，谈天说地，四处游历。一群男研究生，一群女本科生，似乎是绝妙搭配的团队，不仅相处得其乐融融，爱情故事也层出不穷，自然而然，如水到渠成。

或许是泓的美感与活力，渐渐吸引了我；或许是我爱说笑话的幽默天性，无意间吸引了泓。当我与泓陷入突发的热恋而不能自拔时，杰却因情感的挫折而陷入绝望的苦痛。于是，我与泓的这份恋情，从一开始，就带着对杰的深深负疚感，心灵饱受煎熬。在爱情与友谊的取舍之间，情绪跌宕，剧情曲折。

为了保全我与杰的友谊，一度，我与泓尝试放弃爱情。然而，谈何容易，每当我们相见或相遇，哪怕目光交接的一瞬间，爱情的藤蔓就在彼此心田里生长、交织、攀升。愈是克制，爱情的生命力愈是旺盛；长势无可阻遏，直至根深叶茂，牢不可摧

。

直到八六学潮之后，爱情才终于走出阴霾。我与杰、以及其他好友的友谊也逐渐得到修复。但好景不长，热恋半年之后，我即毕业，须前往广州工作，而泓的学业，还有三年。这意味着，我和泓，将遥遥地分离两地。那时候，中国的交通，主要靠火车，从上海到广州，车程近乎两天一夜。而我们，一个有学业，一个有工作，相见时难别亦难。

苦恋，隔着空间与时间

空间与时间的阻隔，没有阻断我们的爱情，却让我们陷入无边的伤感。我们的生活

，从此淹没在思念、等待与离情别愁的汪洋中。我至今不忍看到恋人在车站或机场吻别，总让我联想到当年，我与泓，在热泪中吻别，泪湿衣衫。那种悲伤、绝望到生离死别的感受，至今，仍是心底的创痛。

后悔到广州工作。而当时的国情，我既不能调动工作回上海，泓也不能转学到广州

。所有调动与转学的尝试，屡试不爽，尽都归于失败。

我总是在学期的中途，趁学生复习、准备期中考试时，偷偷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与泓短期相会。而每逢寒暑假，则是我们难得团聚的幸福日子。然而，相会，仿佛就是为了分离，短暂的幸福，以更长久的分离为代价。在上海，在广州，在成都，在重庆，在绵阳，到处洒下我们离别的泪水。绵绵情话，山盟海誓，无法挽留时间与空间的无情。火车启动，我们泪眼相望，那一刻，我们，似乎只有我们，才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对恋人！

有一回，在上海火车站，分别时，我忽然对泓说：我是多么可怜啊！你看，我还不如这块手表，它可以握着你的手；我还不如这个书包，它可以陪伴你；我还不如这把伞，它可以为你遮阳挡雨……言未尽，两人已泣不成声。

深刻的痛苦，使我们的爱情更为深刻。在煎熬了两年之后，1989年5月，因为民主运动，全国大学罢课，泓来到广州，终于，我们可以幸福而自由地团聚在一起。

忙碌和激情，持续了两个多月，直到我被捕下狱。泓踏破衙门，也无法探知我的下落，更无法与我相见，哪怕彼此望上一眼！

看啊！这份爱情，没有因为与友谊的冲突而夭折，也没有因为空间与时间的阻隔而中断，反而愈益热烈、坚韧、刻骨铭心。于是，连老天爷也嫉妒了，他大发雷霆，让神州大地来了场狂风暴雨——八九民运、六四屠城，终于，将我与泓，生生隔离，隔绝于高墙内外！

重逢在高墙下

回说1990年夏天，我发出那封绝情信之后，果然，不再有泓的信息。音断讯绝，如石沉大海。又过了半年，1991年2月，突然接获起诉；3月，突然开庭。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将我判刑三年。这个判决，乃是比照北京对民运领袖的判决、并顾忌国际压力而作出的。在广州，三年刑期，算是对民运人士最重的判决，其他学生领袖则分别被关押或判刑一至二年。

其中，学运领袖之一易丹轩被判刑二年。陈卫被关押一年半。另一名关押于我隔壁仓的学生领袖于世文也是在看守所熬过一年半后获释，临走时，他大声呼唤我的名字，告知他离开的讯息，并呼喊我保重。我也大声回应，嘱他保重。声音从屋顶上往返，经厚墙过滤，显得低沉，却清晰入耳。随后，我沉默，听着铁门开合的铛啷声，以及杂沓而去的脚步声。

判刑后，我随即被移监到位于广州西北郊、称为潭岗的第二看守所。被判刑的普通犯人，随后都会被发配到劳改场，在那里，至少可以领受阳光和新鲜空气。而我，只能空自羡慕，因为，只有我，依然被封闭在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的坟墓里，连防风仓都没有。只是，因为判决，终于知道了出头的期限，只需再熬一年半。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又被密封了一年。在昏暗、潮湿而闷热的监仓里，头发干枯、皮肤溃烂的情形，日甚一日。视力也严重下降。我时不时就让自己倒立于墙，据说，倒立可以帮助维持视力。

三年刑期中，共计有两年半被活埋于坟墓，活死人墓。在我一再抗议之下，最后半年，当局对我做了特殊安排：白天在看守所范围的花园劳动，晚上则仍被关进监仓

。伙食则大为改善。

原来，距刑满的日期愈近，当局愈是加紧了对我的感化工作，所谓“教育挽救”。两名公安官员，每隔一、两周，就会与我见面，仿佛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了存放在这里的这件不轻的“货物”。他们对我苦口婆心，以尽量温和的口气，向我宣传“稳定压倒一切”的大道理。

他们甚至找到在广州一家外资企业任职的泓，试图让她也成为政府感化工作的一部分。于是，泓成为我三年牢狱生涯中唯一会见的人。那时，距出狱只剩下三个月时间。在第二看守所的附属花园，也是我白天劳动的地方，有一个四面环水的古式凉亭，由一条小木桥连接到岸边。那天晚上，泓被带到凉亭上，与我相见。生离死别近三年，重逢，竟然是在高墙下！

出现在我面前的泓，仍像从前一样精美，但意外地，却让我感到陌生；而我确信，我也让她感到陌生。这种突兀的陌生感，如时光之海，岁月的鸿沟，横亘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夜空中，凉风习习；水面上，蛙声四鸣。那天的谈话，东一句西一句，我甚至有些磕磕巴巴，长久的关押，竟让我变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公安局和看守所的官员，就坐在身边，监视我们的会见。场面有些尴尬。规定的半小时很快过去，在我的请求下，现场官员让会见再延长了半小时。最后，公安官员宣布：时间到。泓起身告辞，彼此勉强地展示笑意。望着夜色下她衣袂飘飘的倩影

，我怔忡良久。

公安官员还以为，出狱后，我与泓，将重聚一起。那样，有助于我的“安分”和“

稳定”。然而，我的直觉更准确。面带微笑、神态淡定而极尽礼数的泓，她的生活

，已经发生了根本变迁。我不应该再介入或干扰她的生活。

最后的晚餐，经典告别式

三个月后，我获释出狱。我不得不联络泓，因为，她还保存着我重要的身份文件。于是，那一天，成为我与泓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是1992年8月10日晚上。广州，珠江河畔，江南大酒店。大堂里强势的空调，将酷暑阻挡在外，凉气沁人。泓出现的时候，我略有些紧张，为自己一身朴素而土气的衣衫。

中餐还是西餐？通向二楼的时候，泓顺便回头问了我一句。我愣怔了一下。与世隔绝三年，我不知外面世界的变化，更不知如何选餐。还是中餐吧，我随口说。楼梯上，一群酒足饭饱的时髦男女，在嬉笑声中，跌跌撞撞地下来。擦肩而过时，他们突然静声，很留意地注视泓，顺道打量我。如同多年前一样，出现在公共场所的泓

，仍然是路人行注目礼的目标，“回头率”奇高。那一刻，我不免自惭形秽。

二楼的餐厅，彷如一处楼阁。印象中，所有陈设，包括餐桌、座椅、地板、天花板

，都由粗重硬挺的柚木制成，光滑如漆，亮丽如新。落座之后，我才有机会仔细观察泓。即便是三个月前看守所花园里的那次会见，我也没有看清过她。

嫩黄色的上衣，深红色带褶皱的粉红色宽裙，黛色的高跟鞋。半长秀发朝后拢，在脑后挽成生动的一束，其余的则飘逸两侧。一枚带花斑的发夹贴于额前一侧的发际

。所有的颜色都抢眼。后来我得知，1992年，中国时装，流行大红大紫。

还是她，丝毫没有变。除了衣着更华丽，三年时光，没有改变她外表的一丝一缕，仍然是那种足以倾城倾国的丽人。只是，看守所会见时的那种陌生感，依然横亘在我们之间。彼此彬彬有礼，就是明证。

我偶尔瞥了一眼菜单，不觉吓了一跳。仅仅是一小碟冷菜，就值二十五块钱？当晚

，泓付帐，在我看来，她似乎挥金如土。晚餐后。我们换了一张台子，饮咖啡，并继续聊天，有一句没一句地。

面对面地坐着，我与泓，不经意似地，彼此交待着这几年需要交待的一些事务。泓将包括我学历文凭在内的一包身份文件递给我，说：“祝你前程远大！”我说：“

祝你前程似锦！”隔着几张台子，咖啡座里，几名男子的目光时不时掠过我们，我心中有数，那是便衣特务。只要我身处中国，这样的跟踪和监控就形影不离，尤其当我与人会见的时候。

这是一个经典的告别式，具有经典的氛围。我们坐在二楼，可以凭栏俯瞰大堂。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进进出出，摩肩接踵。一支乐队在二楼的雕花栏杆边演奏。“

友谊地久天长”，不，这只是中国人用的歌名，我知道，那首曲子，来自美国电影《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

此时，情与爱，是不能碰触的话题，双方都本能的回避。不约而同地，像普通朋友一样，我们只谨慎地谈论那些可以信手拈来的社会话题。恋爱无声地结束之后，我与泓之间，具有另样的默契。

我们是在六点钟见面的。十点钟的时候，泓说：差不多了吧？我点点头，说：差不多了。指的是会见时间。她说她要去打个电话。不远处，同一个楼面上，有一个木质结构、外形如亭子样的电话亭。她在亭子里抓起了付费电话。

我独坐，转着咖啡杯，沉思。不经意地，耳朵却能捕捉到从电话亭那里传来的泓的说话声。模模糊糊地，我听到几个词句：“……十三号……飞机……上海……”我的直觉没有错，泓的身后，已经另有他人。我还可以感觉到，泓已经辞去了她在广州的工作。果然，与我挥别后，泓离开广州，从此一去不返。

沿着光亮的柚木旋转楼梯，我们朝下走。泓神态高雅，仪态雍容，步态袅娜，裙幅款款。比较从前清纯的美，此刻的泓，更有一种贵气逼人的美。隔着两级楼梯，我跟在她身后。望着她精美的发髻，尤其挂着金色细碎项链的粉白后颈，闪忆起初恋时，她曾有一个微小的心愿：能有一条项链，细碎的那种，戴在胸前。但身为穷学生的我，口袋里却没有几个钱。直到我毕业、在中山大学工作后，才终于满足了她的心愿。当一条细碎闪亮的金色项链戴上她脖子的那一刻，泓明眸间闪耀着喜悦的光辉。

望着眼前这位华贵的丽人，脑中闪现从前千百次的海誓山盟，不禁心生涟漪：我们就这样分别了吗？她就这样走了吗？那汹涌澎湃的爱情就这样结束了吗？我表面淡定，内心却交织着无数思潮与往昔的画面。

转眼间，我们来到大堂。步出酒店的旋转门，出租车一部接一部地开过来载客。泓回转头来问我：“你先走？还是我先走？”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你先走。

”泓合上车门之前，回头朝我挥手，绽放一抹笑意。我想笑一笑，居然笑不出来，只是机械地对她挥手，我能感到，自己表情严肃，严肃得有些僵硬。

我跳上随后而来的第二部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里？”我看见泓的出租车朝着海珠大桥的北边开去，便指着相反的方向说：“朝南，江南大道南。”

泓，曾经至爱的泓，消失于黑夜之中，消失于茫茫人海。从此音讯杳无。挥别的当日，竟不曾意料，从此留下的伤感与创痛，会有多深、多巨！在随后的几年里，我竟然对她怀念不已，思念如渴。梦中充满她的影像，挥之不去。常常在梦醒的刹那

，热泪盈眶。我原是一个情种！

忧郁，憔悴，衰老，接踵而至。一年间，我形貌骤变，揽镜自照，竟然认不出自己的模样来。有一天，我突然扔下镜子，对自己大叫一声：“我必须离开中国！”

红尘滚滚的广州，如过江之鲫的红男绿女，只是我眼前飘渺恍惚的影子。生活于我

，竟然失去了全部意义？我的生命，因泓的离去，如自由落体般，坠入无边黑洞。空洞的人生，空洞的心境，持续着，难以逆转。直到再度入狱。直到离开中国。

后来，历经两度牢狱之灾后，我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诗集，题为《绯闻》。收入这本诗集的，大部分是我从前写给泓的情诗，或有关我们恋情的咏叹。以一个不易被当局注意的书名（《绯闻》）和一个不易被当局察觉的笔名出版

，暗渡文化官员的审查关。出版这部诗集，意在纪念那段生死恋。应我的要求，泓的一张照片，被刻印在诗集的封底。那几乎是泓仅存于我这里的一张照片，从前为她拍摄于同济大学三好坞湖畔。

黑狱中的一封信，寄往美国。我已别无选择

结束三年牢狱之灾，重返社会。满怀重生的希望，希望却很快破灭。八九的热血，尚在周身荡漾，满眼却是纸醉金迷的现实和醉生梦死的人群。无法融入这个酒池肉林的时代，无法适应这个铜臭熏天的社会。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花。”这是每当我被朋友们推入歌舞厅时，心底升起的唯一感受。信件受检查，电话遭窃听，行走被跟踪，另加每月被公安约谈。这

，就是九十年代，走出监狱的我，在中国的基本生存状态。

偷渡，一枚邮票带来的厄运

我再次入狱，几乎是命中注定。在我获得自由的那一年间，曾返四川探亲。有一天

，在成都，我站在九眼桥上等人。一位算命先生走上来，连声唤着：“绅士！绅士

！”执意要为我算命。我漫不经心地说，如果你能说出我的过去，就让你算我的未来。他只说出两句话，便让我惊异。

“你小的时候，双亲之一早逝。”他端详了我的面孔、并看了我的手掌之后，说。“你曾经坐过牢。”他又说。我认真打量这个身材奇矮、着装古怪的算命先生，让他推算我的未来。“如果不小心，你还会再坐一次牢。”这位身着齐脚灰色长大衣的算命先生，撂下这么一句。

果然。回到广州，我一边在外资企业工作，私下里，一边继续推广民主理想，常常向朋友传送境外杂志与书籍。于是多次遭到公安局传讯。“绝不能束手就擒。”在又一次传讯结束后，我决定吸取几年前的教训，随时动身逃亡。

适逢前广州学运领袖于世文、陈卫夫妇南下广州会面。旧友重逢，不胜欣慰。就像有说不完的话，彻夜倾谈。分析国内外形势、以及自身受困而难有作为的处境，我谈到偷渡香港、投奔自由的打算，建议他们跟我一道走。两人经过一番犹豫，最终接受我的建议，说不妨试一试。

我们分头出发，先是在广州市区来回穿梭。终于甩掉跟踪的便衣特务后，我挤上一部长途公共汽车，直奔海边。在一个边远小城，按约定，我与于世文和陈卫再度会合。

我们打听到一处偏僻渔港，在那里，只要付费给船主，几乎每晚都有渔船或快艇将大陆偷渡客偷运到香港。这些偷渡客，主要到香港打工。我们搭上一只被称为“大飞”的快艇。这艘“大飞”在海面上飞来飞去，有时能听见子弹擦艇而过的呼啸声

。最终，“大飞”躲开了大陆巡警船，于夜半时分靠岸香港。

然而，前门脱虎，后门遇狼。倒霉的是，我们竟中了船老大的套。“大飞”靠拢香港一处海滩，船老大对我们低声喊：“到了，到了，赶紧下去！”夜色中，我们三人匆忙下到一处岩石滩，“大飞”却掉转头，载着其他人，飞驶而去。后来，我们才明白，船老大把我们三人当成了吸引香港警察的诱饵，抛出我们后，却载着包括他们亲友在内的同乡，到另一处海滩登陆。他们的目的，是到香港打黑工。

不意沦为诱饵的我们，一上岸，就落入香港警察之手。在一处陡峭的岩壁上，我们徒手攀援而上，然而，刚刚攀上岩壁之顶，就有几束雪亮的手电筒光照射过来，我们一时睁不开眼睛。“莫动！”一群港警包围我们，并喊道。

我们被港警带到香港入境处的拘留中心，位于一个叫做新屋岭的山头。我用娴熟的广东话向港方解释我们的背景和处境，希望获得政治庇护。但几天后，同其他偷渡客一道，我们被遣返中国内地。当我发现港警并没有归还我的身份证件等重要物品时，满载偷渡客的黑色箱型车，已经进入广东地界。

八九民运与六四镇压才过了四年，时过境迁，我们，当年的民运领袖，在尚未回归的香港，竟成了“不受欢迎的中国人”！

在一处收容站，我同其他偷渡客一样，向大陆警察交付了罚金，便自行离去。那一晚，大雨滂沱，我踩着齐腿肚的深水，寻找容身之所。惦记着被关在另一所收容所的于世文和陈卫，我急忙托朋友营救。万幸的是，未几，于世文与陈卫已经自行脱困。

这次偷渡行动，开始并未被中共当局察觉。但我决心再去香港，至少要索回我的重要身份文件，包括身份证、从前的判决书、以及一枚纪念六四的珍贵邮票。我记得

，到达新屋岭的那一晚，一位检查我随身物品的港警突然大喊一声：“看，这就是那枚邮票！”众多官员和警员便围了上去，争相围观。

原来，1992年，中国发行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纪念邮票。其中一枚邮票，引发轩然大波。邮票上，有几位奔跑的运动员，前排三名运动员身上的数字，分别为64、9、17（这个17，书写得更像中文大写字八），倒过来念，就是八964，而“倒念”二字，在中文里，又是“悼念”二字的谐音，于是成为“悼念八九六四”；而在邮票的左侧，还有一个红色的人影，融化在红色背景里，被解读为流淌鲜血的画面。这枚邮票，在发行到一万枚的时候，忽然被当局叫停并禁止，据说邮票设计者也遭逮捕。于是，这一万枚流入民间而无法收回的邮票，成为海内外华人争相收藏的珍品。

一位从前的学生秘赠我一枚，留作纪念。没想到，这枚邮票，竟为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厄运，不测之祸。中国有成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贪婪，人性中的恶，无处不在。可以断定，香港入境处的官员或警员们，或其中某位官员、某位警员，暗生贪心邪念，为私吞这枚珍贵的邮票，竟然藏匿了我的全部身份文件（邮票与身份文件都被收存在一起），并不顾我们三人的险境，执意将我们逐回中国，以绝后患。

香港入境处没想到，一段时间后，我会再度偷渡香港，上门向他们索要我的身份文件和邮票。他们矢口否认，反指我已经签名领走文件，而那个签名，是临走前在他们紧急催促、并不知底细的情况下匆忙签下的，以为只是离开那里的手续，且并未被告知遣返中国。

香港入境处再度将我遣返广东省。遣返前，仍旧不告知去处。我问：“送我去哪里

？”一名肥胖港警眨巴着一对眯缝眼，狡黠地回答：“送你去美国！”我照例被推入一辆黑色箱型车，夹杂在几十名普通偷渡客中，直接遣返中国。那一句兼具讽刺性和侮辱性的话，足以让我记取一生，成为逆境中，激励我自强不息的警句之一。真正的男子汉，奋发自屈辱。

再度落难，沦为斯巴达克斯

遣返当日，我即在广东省增城县被捕。原来，公安机关已对失踪的我发布通缉令，当我被遣返到增城的收容站，刚一下车，就被大陆警方从墙上的通缉令中认出。我再次被押往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从前的那个监仓。“二进宫”，这是狱中的说法。这一回，当局不经开庭审判，径直将我判处二年，号称“劳动教养”。两个月后，我被发配到广州市第一劳教所，位于广州远郊的赤坭镇。

重体力、高强度、长时间的劳作，被强加在我身上，仿如额外的惩罚。白天在码头抬石头，晚上在劳教场内做人造花。在那里，犯人每天劳动时间超过十四小时，直至深更半夜。有时被强迫赶工，甚至熬通宵。犯人们完全沦为管教干部的赚钱工具

。

在那里，我见识了另一种生理变化，与在监仓的情形相反。长时间烈日的暴晒，加之重体力苦役，皮肤变得黝黑而坚韧；如果身体遭受某种外力的打击或损伤，竟很容易复原。有一回，堆积的石头从斜坡上垮落下来，我来不及抽离的右腿被夹在石头之间，那一瞬间，心下掠过一个惊恐的念头：我这条腿算完了！然而，那条腿，只是淤青了几日，竟奇迹般地复原。

管教干部和他们指定的犯人头，组成监工，严密监视三百多名苦役犯的劳作。犯人头，被称为班长或组长，他们毫不掩饰地吹嘘，之所以能当上班长、组长，乃是因为，他们的家属给管教干部塞了钱、行了贿，摆平了关系，因而能获得那些自己不用劳作、却监督其他犯人劳作的差事，称为“顺差”。

在那个河水浑浊和烈日当空的码头，我见证了电影《斯巴达克斯》（Spartacus）

的场面。虐待，暴力，恐怖，是那里的正常场景。出于任何原因，或者，没有任何原因，监工们都有虐待和殴打犯人的理由。不能完成超重的生产任务；劳动中想稍事停顿，喘息一下，或者，想喝一口水；稍有怨言，甚至，稍有不满或不服的辞色

……犯人都会遭到殴打。

犯人头，加上管教干部，一涌而上，往往是，七、八个人合殴一名犯人，拳脚交加

，或者棍棒交加，直到将这名犯人打得爬不起来，血迹班班。有时候，犯人昏迷过去，又被用冷水泼醒，再行毒打。

恶势力无处不在，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我从内心恨透了这个无法无天的场所、这帮仗势欺人的恶霸。我寻思机会，要报复他们，让他们不得好过。

反抗恶势力，一战成威

由于我身份特殊，在管教和犯人眼里，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我虽从未完成所谓“

生产任务”，管教干部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追究。然而，皇帝不急太监急

，仍有些犯人头，为了向官方挣表现，有时拿我出气。

有一回，在制作人造花的工场，一名犯人头以我未完成生产任务为由，上来耍威风

。他猛地将我的左臂拧转到我背后。我碰巧练过一些防身术，并常习太极拳，略知格斗中的破解之法，本能地，我向右急转身体，一招“狮子回头”，用右手叉住了他的脖子，不仅左臂得以挣脱，还因我右手用力过猛，竟将这名犯人头推倒，他跌坐在地上。

说时迟那时快，其他七、八名犯人头，如狼群般，一拥而上，对我拳脚横飞。我拼死反抗，混战中，我的眼镜被打得飞出老远。最后，他们将我摁倒在一张长桌上，压实我的手脚，问我服不服。我高声喊：“不服！”我声震如雷，目光如电，有犯人发出叫好声，为我鼓劲。事后，我自己都感到奇怪，那一瞬间，平时的恐惧感消失无影，反而有气吞山河之勇。或许是慑于我的气势，我看见，摁住我的犯人头中

，有人眼露怯意，高举的拳头，摇晃着，几次想要砸下来，却又没有砸下来，最后

，拳头放了下来。

这是一场心理战。虽败犹荣。从心理上，我战胜了这帮犯人头。有犯人拾起并保护了我的眼镜，事后交给我，悄悄竖起了大拇指，眼神里充满钦佩。一战成威。越来越多的犯人团结在我身边，他们不仅敬重我的学识，也佩服我的胆识。逐渐地，我成了他们心目中的领袖，而无形间，他们又成了我的安全屏障。而犯人头们，从此不敢再到我身上“找茬”。

此后，我更经常拿法规和劳教条例与场方理论，并暗中写信给广东省委省政府，呼吁兑现他们自己的法规，停止劳教场暴力。广东省当局有所反应，经他们打招呼，场方假意表示：禁止野蛮管理，实行“文明管理”。一段时间里，劳教场暴力大为减少，犯人们得以喘息。（但往后，当我离开劳教场，后出来的犯人告诉我，我一走，场方就很快恢复了野蛮管理，暴力依旧。）

狱中传信，血染的人造花

渐渐地，我注意到一件事：我们生产的各类人造花，贴上的，都是英文商标，并用美金标价。我思忖，这些人造花，是否用于出口？而我知道，根据美国和多国法律

，禁止进出口由犯人制造的产品，因为那属于无偿的奴工产品。我细心观察。还从管教口中得知，这些产品，与香港公司相关。我判断，这些人造花，大概经由香港转出口，极可能销售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英语国家。

我决定揭露这一黑幕，一则打击中共劳教机构，二则减轻犯人负担。平时，我被看得很紧，不仅有管教和犯人头盯着我，还有被管教安排、假装与我要好的犯人留意着我，我虚与周旋。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有机会，拿出笔和纸，趴在通铺上，借着窗外微弱的路灯光，一笔一划地写信。一有响动，立即装睡。断断续续地写，分好几个晚上才能写完一封信。

终于捕捉到一个机会。当一条运货船前来装运石头时，趁无人注意的瞬间，我把一封信和藏在身上的仅有的五十元钱（已经用橡皮筋裹成一个卷）迅速扔向一名船工

，他若无其事地拣起那个卷，无所表情，但略微点头。装满石头后，货船鸣笛开走

。我一颗紧张的心，才放松下来。

看似平常的这封信，抬头写给三个组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之音、亚洲人权观察。信中，除了我对劳教场景的描述，还附上几张原始商标，供国际社会查证，我们手制的人造花，是否出口到外国？按照我设计的路线，这封信，先寄到广州；再由收信的友人，带到香港；再由香港友人，辗转送达相关国际组织。

劳教期间，我能会见同父异母的大哥，他在广州工作，有时来探望我。那封信寄出已经几个月，外界仍无反应。从大哥口中，我得知，有关友人或国际组织不敢公布

，怕劳教场报复，危及我的性命。我颇为生气，让大哥转告友人：“谁不公布，谁就是千古罪人！”

我忽然想起，在那封信的末尾，我曾写下最后一段：“我深知，这封信公开后，我可能受到更深重的迫害和更加严厉的限制，甚至可能牺牲生命。但我已别无选择！

”

于是明白，为何外界如此顾忌和犹豫。我便对大哥说：“不必担心。我虽身居虎口

，却安若泰山。”身居虎口，安若泰山。这八个字，是三国时，诸葛亮出使东吴时

，对其主公刘备说的一句话。意思是，他能凭藉自己的智慧，在凶险的吴国机智周旋，全身而退。我在劳教场的处境逐渐变化，管教干部对我有所忌讳，众多犯人朋友对我构成无形拱卫，我已经有把握自保，而自感无虞。

信件终于公布。有人权组织在美国加州商场发现了我参与制作的那种人造花，完全相同的产品，英文商标和美金标价也完全一致。包括美国ABC电视台、美国之音等媒体，做了专题报道。总部设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也发表了专项报告，题为“血染的人造花”（Blood Stained Flowers）。美国海关采取行动，查禁这类人造花。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交涉，提出这一奴工产品出口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中国政府哑口无言，因为，在此之前，北京矢口否认出口奴工产品。美国政府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我。

当后来，我到达美国，才知道，我是从监狱中直接向国际社会提交中国出口劳改劳教产品证据的第一人。我当年的信及随信附上的商标，如今陈列在华盛顿劳改纪念馆的橱窗里。

“你让我损失了两百万！”一名头衔是“中队长”的劳教场官员对我大声咆哮，他狠狠地瞪着我，一边咆哮，一边绕着我的身体转圈。我缄默着，料定他并不敢对我动粗。劳教场的人造花生意暂时倒闭。

中国政府备受国际压力，劳教场也不愿再继续容留我这么一个“麻烦制造者”，在这两重因素下，我被提前五个月释放。那是1995年3月，我重获自由。

漫漫流亡路，故国遥远

依然受到当局的跟踪和监视，还时不时地被传讯。身体走出了监狱，精神还困在监狱中。其实，整个中国，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大监狱。此时，公安官员对我暗示：如果想出国，愿意协助办理护照。我说，已经三十多岁了，出国恐无法生存。公安官员于是对我明说：我们对你不放心，“像你这样的民运人士，要么一次又一次地坐牢，要么出走海外。”

公安奉劝出国，踏上流亡之路

多次谈话间，广东公安官员的口气，还流露出一丝对我个人的善意，暗含的意思是

：“走吧！你还是走吧，赶紧走吧！你又斗不过这个政府，何必白白地牺牲？”在广州，我曾从一些与政府相关的人士口中，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八九那一年，广东政府之所以迟迟没有抓你，直到北京‘六四’屠城两个月后才抓你，就是暗示你逃亡。给你时间，你却不逃亡！”

这个说法，无法得到核实。实际上，天安门事件后，中共当局对付异见人士，主要就是两种手段：投入监狱，或者流放海外，定将异见人士与中国民众相隔绝。由此

，中共独揽朝纲，死守既得利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时至二十一世纪

，北京统治者脑袋里，淤塞的，依旧是古代封建统治者的遗训。

我思量，在严密监控下，留在国内，一时也难有作为，不如暂且出走，放眼看世界

。于是，通过国际人权组织的帮助，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我以访问学者身份，踏上流亡之路。1996年隆冬，我前往美国。途经香港时，想起肥胖港警那句侮辱性的话，不禁仰天长叹：我就像古代人物宋江或刘备一样，无数次落难、受辱，但也终有脱离苦海的一天。冷风中，挥别故国，禁不住潸然泪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拒绝我的香港，竟成为我流亡生涯中，唯一能造访的一小块中国土地，尽管，它很不像中国。

厚重的国门，在身后关上。漫长的流亡，从此开始。从国内到国外，体会新的“围城效应”：早先想出来，后来想回去。最初几年，思乡心切，思乡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梦中，竟多是童年场景：川北小镇，崇山峻岭，涨水季节咆哮翻浊的倒溪流。恰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从学生到校长，一个美国故事

定居纽约，起初，生存并不容易。好在我能吃苦，不停顿地打工，并不计工种的优劣贵贱。先后干过的活计，包括：到商店当推销员，在公司做数据输入，帮人割草

，到旅游公司当导游……收入不高，生活拮据。总比在中国好，自由自在，不受监控与迫害。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两年后，我决定进修电脑技术，期望学成后找一份稳定工作。那时，电脑行业正热门。我到一家华人开办的电脑培训学校报了名。这家学校，位于曼哈顿中心。学习期间，我发现，自己并不擅长电脑操作，学起来比别人更困难。而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我就读的这家电脑学校，生意并不景气。我与这家学校的华人老板日渐熟悉

，不经意地，我常给他们提建议，如何做广告，如何扩大招生，如何管理……

在中国，我学过管理，教过经济学，两次牢狱之间和之后的释放阶段，还曾担任外资企业经理、民营企业副总裁等职。这家电脑学校经营不善，让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如果我们聘请你来做学校的总经理，你意下如何？”有一天，电脑学校的华裔老板突然郑重其事地问我。我一时愣住了，毕竟，我是来学电脑，日后……但一想到自己在技术方面的笨拙，不禁转念一想：或许，自己更擅长经营管理？

何不试一试呢？经过几天的考虑，抱着这样的心情，我接受了这份聘请。上任后，我首先调整市场，从华人移民市场，转向美国本地人市场，大力招收母语为英语的美国本地学生；同时，增设课程种类，为学生提供更多选项；并帮助学生找工，适应本地就业市场。起早贪黑而又废寝忘食地干了一个月，竟让这家一直亏损的电脑学校，扭亏为盈，并略有赢利。

之后，赢利水平逐月上升，或保持平稳。随着电脑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我的地位也相应发生变化。从领取固定工资的总经理，转为拥有管理股的校长，到后来，股东重组，我成为拥有实际股份的业主之一。2001年，纽约发生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学生不愿到曼哈顿上学，而转向其他区域，学校几乎关门。然而，凭着毅力和智力，我艰难支撑，最终渡过那段险路。九一一，只是众多危机之一。多年间，我引领学校，冷静应变，闯过一道又一道足以让学校倒闭的经营难关，化解一次又一次可能令学校关门的市场危机。

学校不断转型。课程从电脑领域扩大到会计、医疗账单等领域，再扩大到语言领域

。生源从本地学生扩大到国际学生。最终，打造成一所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国际商业学校。而在校学生人数，从当初的十几人，演变为几十人、上百人，更演变为后来的数百人。

就在艰苦创业、经营学校的同时，我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日夜勤奋用功，通过一轮又一轮考试与答辩。如同其他全日制学生一样，我赶在两年内完成了学业，并取得MPA硕士学位。

我的经历，被周围人誉为一个成功故事。从学生到校长，这不过又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在这片自由而伟大的土地上，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我毅然接受了挑战，也及时把握了机遇。幸运地，我实现并见证了人们常说的“美国梦”

。

在我的成功里，除了以“笨鸟先飞”的姿态，吃苦耐劳，急智应变，还伴随一个不算秘密的小“秘密”：我总是观察美国人的长处及其行事规范，反思中国人的短处及其思维怪圈，不断调整、自我升华。我注意到，一些中国人在美国的失败，就在于，仍然用中国人那一套投机哲学，到文明世界里瞎折腾。我以此为鉴，随时反光自照，努力挤出自己身上残留的中国人劣根性或共产党的狼基因，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遵循文明世界的前门正道，摒弃中国人的歪门邪道。我把这当成是更高意义上的入乡随俗。

活跃媒体和网络，支持者遍天下

在商业领域之外，我并没有放弃对民主事业的坚守。流亡期间，我坚持勤奋笔耕，频繁发表政论、出版著作，竭力感召和影响中国同胞。先后在香港、台湾、日本出版一系列著作，其中有好几本成为当地的畅销书。这些作品包括：《中南海厚黑学》，《假如中美开战》、《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不受欢迎的中国人》

……

多年的历练，习于思考、长于表达的我，逐渐成为海外多家主要中文电视、电台出镜率最高的政论嘉宾之一。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新唐人电视台、台湾三立电视台、洛杉矶1300……高频率呈现我的声音和影像。

有时，我去到华人街区，比如唐人街或中国城，轻易地就被华人同胞认出来，握手间，他们激动地向我诉说对腐败中国的痛切、对民主中国的向往。支持我的读者、听众、观众、网友，遍布中国海内外。我常常接到发自中国的电子邮件，告知我被封锁的国内消息，或者，表达令我不敢承受的敬意。这些觉醒的中国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常令我感动，成为我奋斗不懈的最大动力。长路漫漫。但，饱受洗脑荼毒的国人，横遭迫害的同胞，屡遭共产专制败坏的国家形象，伴随着星光闪耀的民主理想，无时无刻不在我心海中起伏。我的奋斗没有结束，我矢志改变这一切。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扩张，从2016年开始，我自制视频节目，到YouTube上传播普世价值。借助时局分析，对海内外中国人做民主启蒙。很快，海内外中国人踊跃而来，我的YouTube频道下，粉丝众多，人气鼎盛。我成为海外华人中名列前茅、最受欢迎的YouTuber（中国人称之为网红）之一。为了不辜负粉丝们的热捧和期待，我不得不每天做视频。这成为我不能中断的日常工作之一，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例外。

到了2018年下半年，我的YouTube频道出现异常状况，订阅量不仅停止增长，而且奇怪地转为下降，并逐月下降。YouTube并不回答相关咨询，也几乎没有解释这种怪象。经过一段时间从各方了解情况，我得出大致的推论：因为身居中国的众多网民需要翻越中国政府设置的防火长城，翻墙观看或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中共的国安部门于是利用这一点，一方面，故意制造虚假订阅，先是群体订阅，然后又群体退订，以此误导YouTube管理方，让他们误以为，这里存在订阅造假，因而大量取消订阅，这种取消行动，又波及普通订阅者，导致其他正常订阅也遭取消。

另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那就是：直接来自中共的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比如，红色间谍潜伏于Google或YouTube公司内部，从后台下手，对准推广普世价值的中文频道，运用隐蔽的、看不见的黑手，人为取消订阅。或者，中共国安部门直接从中国土地上发动网络攻击，阻止或取消中国网民的订阅。

尽管遭遇这样那样的困境，我依然坚持每天自制视频，因为。我知道，期盼中国民主化的网民们、为中国民主化而奋斗的中国人，每天都在期待我推出最新的时局解说。尽管订阅量不增反减，但我的频道观看量却并没有减少，视话题热度，每天的观看量都稳定保持在10万至20万之间，有时候更多。（注：订阅问题从2019年3月开始恢复正常。）

2017年6月1日，我受邀到牛津大学（Oxford Union）参与辩论与演讲。我演讲的标题是：While China’s Overseas Impact is Growing, Its Role is Destructive Rather Than Constructive。2018年5月3日，我受邀到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on）参与辩论与演讲，我演讲的标题是：If China is Not Democratized, The Future Will Not Belong to The East。我的演讲收到特烈欢迎。经历两次辩论与演讲，我看见另一个世界正向我打开，那就是：英文世界。国内外的中国人都一直鼓励我：应该走向英文世界，把你的思想和观点向全世界传播，为饱受共产制度奴役的中国人民伸张正义，在“中国崛起”的鼓噪声中，加入中国人的真实声音。

走遍世界，唯故国不得其入

2009年，在日内瓦出席汉藏会议期间，我同与会的朋友们拜谒卢梭故居。那是位于日内瓦老城窄街二楼的一间简陋小屋，展示民权先驱卢梭当年的流亡生涯。浏览着一幅幅十八世纪的人物与风景画，倾听着耳机里的解说，想象着卢梭颠沛流离的一生，无限感慨：那两百多年前的流亡，早已在西方绝迹，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依然没有尽头。由此看中西文明差距，至少也有两百多年吧！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唐朝诗人韦庄的词句。“老也莫还乡，还乡终断肠。”这是我当年在狱中，延伸韦庄之语，写入《望乡》一诗的句子。这些诗句

，到如今，倒似乎愈来愈贴近我的人生。岁月如川，时光如电。

几度前往亚洲国家，环中国而行，过国门而不入。唯故国，不得其入。遥望海天苍茫处的中国方向，心绪沉重如石。望穿秋水，唯有泪光闪闪。总是在起飞回北美的那一刻，赶紧默祷，为亲友，为同胞，为故国。何时拨乌云而见青天？飞越太平洋，故国，越来越遥远。故土，无尽的思念。

陳破空人生掠影視頻：成長與閱歷，思索與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