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精通中日文的美国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出版了他历十年时间写成的新书: 《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译本，书名译为《邓小平时代》。
该书的价值与欠缺
该书涉及：邓小平个人成长及其家庭生活；与毛泽东的微妙关系；在改革时期扮演的角色。后一方面，是全书重点所在。该书总的基调，对邓小平充满赞誉：一个务实的改革者，为中国找到了富强之路，让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脱离贫困。
然而，正如该书中译者冯克利所说：本书最有价值的，“应当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在中国的内政方面，由于受到材料来源的限制，使傅高义难以将故事讲得像外交活动那样细致生动……”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则认为：“尽管很有叙事技巧和高超学术水准……但傅高义的论述值得商榷，例如，他对英国和香港政治的了解就颇为欠缺。”
限于礼节，上述两人尽量客气，没有把话说透。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外国的“中国通”，尽管名气很大，傅高义对中国内政的把握，非但不精确，而且充满误读。
傅高义误读中国
误读之一：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不论对与错，出发点似乎都是党和国家；傅高义似乎看不到邓基于个人利害的出发点。论及“六四”，傅高义承认：邓确实没有处理好“六四事件”，但却替邓辩护说：谁也不知道，采取另一种做法会发生什么；着眼中国的统一与中共统治基础，当时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下的判断也许是对的。”
其实，1989年，年届85岁的邓小平，考虑得更多的，是他自己，只想安度晚年，不能忍受政治上再被打倒。邓小平谋事的优先顺序，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才是党，再次才是国家。设若当时的抗议学生，没有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而是拥护邓，邓或有不同决策。如前所述，邓利用手中军权，调兵镇压的同时，也预备了全家逃难巴基斯坦的方案，这证明，出于个人和家族利益，邓孤注一掷，不是为那个国，也不见得是为那个党。至于傅高义提到“中国的统一”，更与民主运动风马牛不相及。
误读之二：傅高义忽视了人性的差异，他就像写美国人一样，去写中国人。殊不知，在中美迥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两国人性表现具有显著差异，尤其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在美国，人性普遍向善；在中国，人性普遍向恶。部分的原因，美国拥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怀，更兼民主与法治的恒久，博爱精神广布于社会；中国拥有漫长的封建宫廷政治传统，盛行独裁与腐败，到了迷信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共产党时代，更形登峰造极，恶之花遍地盛开。厚黑，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根本特质，竟被傅高义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