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VS中国：开明专制与黑暗专制
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开始恢复秩序，银行和商店重开，交通重现繁忙。民众主动打扫解放广场，军民互助，场面感人。同样为着恢复秩序，埃及政府以让步和对话达成，中共当局以欺骗和屠杀实现。1989年，北京，邓小平誓言：一步也不能退，退，（共产党政权）就全垮了。其间，哪怕莘莘学子以绝食抗争，至气弱命危，厚黑至极的邓当局也丝毫不为所动。
这便是埃及政府与中共政权的大致区别。同样是独裁、一党专制，在埃及与突尼斯等国，是开明专制、温和专制；在中国，却是黑暗专制、极端专制。
民众抗争期间，埃及每天蒙受经济损失高达3.1亿美元，但埃及政府没有把责任归到抗议民众头上；示威期间，有人趁机洗劫商铺、超市、购物中心和高级住宅区，埃及政府也并不像中共那样，以“打砸抢烧”为名，嫁祸民主运动，并以此作为镇压理由。埃及政府的做法是：向遭受暴力攻击者道歉；设立赔偿基金，补偿那些因抢劫和破坏而受到损害的人；拍卖25亿美元的政府短期债务，以补救经济。
在埃及民众抗争的头两周里，因警民冲突、或反对与支持穆巴拉克两派民众的冲突，死亡300余人；而在1989年遍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在中共军队介入之前，中国警民无一死伤，甚至没有发生任何警民冲突。与埃及、与世界各国民众相比，中国民众抗争，堪称最温和、最理性、最和平。但，中国民众遭受的镇压，却堪称最残暴、最血腥、最令人发指。
抗争前后，对比国民性
埃及革命的成功，也得益于反对派的有效组织、以及反对派领袖人物的及时登场。组织严密的“穆斯林兄弟会”发挥了组织作用；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及时返国，领军民主运动；也是埃及人的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穆萨公开表态，支持民众。诸如巴拉迪和穆萨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亮相，无疑极大地鼓舞了埃及人民。
反观1989年的中国，不少知识分子，虽支持民主，却选择旁观；一些颇负民望、甚至被视为民主运动精神领袖的人物，竟深居不出，尽量与学潮划界，生怕被当局扣上“幕后黑手”的“罪名”。于是，作为全国抗议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交由一群二十来岁的毛头孩子领军，既无经验，也无有效组织，仅凭藉一腔热血，坚持抗争。面对厚黑老辣的极端专制势力，焉能不败？
到“六四”中共军队“清场”前夕，留守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仅剩五千人；中共镇压成功后，在国内，曾参与八九民运的多数中国人，纷纷在各自单位的党团组织压力下，写下“认识与悔过”，争取“人人过关”；在海外，曾参与声援国内民运的多数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纷纷转向，改口批评民主运动，甚至苛责坚守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学生领袖，仿佛他们才应该对中共的大屠杀“负责”。功利心，实用主义，奴性，中国之国民性，一至于此！
除此之外，部分中国民运人士，包括其中的年长者，在反思八九民运失败的教训时，仅集中反思“应不应该撤出天安门广场”，他们的结论是：早就应该撤，见好就收。
斗争策略固然需要讲究，但，别国民众不撤，唯独中国民众需要撤？而且是那般温和的中国民众，那般天真的中国学生，那般和平、理性、真诚的中国式请愿。这种片面强调妥协忍让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正反应了中国人的民族性：软弱，怯懦，胆小如鼠，消极被动；不敢谋反，只敢请求，至多称为“造次”，而且，一边造次，还一边看统治者的脸色行事。
对抗中，适当的撤退，以退为进，原本也是古法。但，也是因为民族性的局限，使反思者们无法反思到另一个方向——当时的百万之众，何不发一声喊，一鼓作气，冲进中南海，冲进人民大会堂，占领国防部，占领中央电视台，以人民起义的方式，推倒独裁？如果中国人具有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那等民族性，勇敢，生猛，坚韧不拔，不屈不饶，敢于造反，敢于复仇，那么，盘踞北京的那个曾经屠杀几千万中国人、当时又把屠刀挥向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的残暴政权，又岂有不倒之理？况且，当时的邓小平，心生恐惧，已经准备好，若镇压失败，就举家出逃巴基斯坦。
中国民众若能同心协力，坚持抵抗，邓的镇压未必就能成功。从利比亚到叙利亚，正是民众持久的浴血抵抗，才逐渐召唤起军人倒戈、军队反叛，以及国际社会的介入。1989年，中国民众若能不屈不饶，感召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最终促其分化、倒戈，并非不可能。诸如38军军长的阵前抗命，就是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