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勢利，見利忘義
「苟富貴，不相忘。」這是2200多年前，農民領袖陳勝、吳廣率眾起義前與眾人的誓約。「圖功名，求富貴。」這是1300多年前，薛仁貴妻子柳氏勸說丈夫投軍建功的理由，薛仁貴後來成為唐朝名將。中國人的功利心，早已有之。
中國人曾經一次又一次地發動起義，推翻專制王朝，然而，那些起義軍領袖們，一旦建立新政，成為新的當權者，無一例外地，最終，又都淪為利益集團、腐敗集團，背叛其「天下為公」或「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初衷。都是功利心作祟。
當代中國，就連民間一些抗爭活動，也是功利的。有人房屋遭政府拆遷，補償不公，於是公開抗爭，經網路或海外媒體報道，被塑造成維權英雄。然而，事情一鬧大，政府官員往往出來跟他「私了」。一旦從政府那裡拿到好處，這個「英雄」便消失了，自顧自地過起了逍遙日子。轟動一時的重慶「最牛釘子戶」（2007年），便是如此。
有關土地、環保的民間抗爭，看似洶湧澎湃，但只要官府稍作讓步，許以經濟上的好處，抗議人群便煙消雲散。即便抗議的領頭人隨後遭到當局秋後算賬，被關押或判刑，再也無人過問。這便可以解釋，中國每年有數十萬起民間抗爭，為何政府卻沒有被推翻？因為，所有這些抗爭，不僅沒有形成有效的組織，也沒有形成全國性的抗議高潮，更沒有上升為真正的革命。官府利用中國人的功利心，以利相誘，各個擊破。於是，這些抗爭，總能被當局有效拆解為孤立事件，一一瓦解。
一位「流亡」到美國的中國「工人領袖」，親口告訴筆者，他領導的幾次工人運動，是這樣開展的：他策動某廠工人罷工，提出加薪等要求；然後，他代表工人與廠領導談判；只要廠領導能給他個人好處，比如，按照他的要價，塞錢給他，他就回過頭來做工人的工作，勸說工人接受廠領導一定程度的讓步，見好就收。通過「策動工潮——與廠方談判、索取個人好處——勸說工人結束工潮」三步曲，這個遊說於廠方與工人之間的掮客，自肥了腰包。名為「工人領袖」，實為工賊。這名所謂「流亡工人領袖」，後來出入中國，毫無阻礙，其實已經與中共當局達成默契，不再從事有損中共根本利益的活動。所設「中國勞工」組織，不過是騙取外國基金會錢財的又一個中國人店面。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收錄在《增廣賢文》里的這句民間諺語，充分反映了中國人的勢利心。見到有權有勢的，就上前巴結；見到貧苦弱勢的，就是一副瞧不起的神情，甚至無情踩踏。「先敬羅衣後敬人，」也早已成為中國人的信條。
中國人凡事言利，利字當頭，只要有利可圖，什麼理想、原則、信用，都可拋諸腦後。此為見利忘義。於是，中國人最容易被收買。中國人慣於送紅包，彼此行賄，毫不忌諱，正是基於這一民族特性。
1989年，中國掀起史無前例的民主潮，無數大學生、知識分子、普通市民、甚至共產黨內部的黨員、官員，都加入請願的行列。然而，當鄧小平下令軍隊開槍鎮壓後，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頓時做鳥獸散。
中國人見利忘義，成為被共產黨利用的弱點。對付中國人民，共產黨一則鎮壓，二則收買，駕輕就熟。天安門事件後的幾年間，江澤民當政，以加薪、改善待遇的方式，大舉收買知識分子。得到好處後，這些知識分子拋下民主理想，轉而為政府說話。不僅知識分子，還有眾多社會精英，包括藝術家、媒體人、企業家等，大都受到當局不同程度的收買，由此形成以共產黨為中心的利益共同體，一齊來「維穩」（維持社會穩定）。
對付政治異見人士，中國政府也用上了收買策略。如果收買不成，就誣指異見人士「拿了外國的錢」，很容易讓那些信奉「金錢至上」的中國人，信以為真，以為異見人士真是「因為拿了外國的錢，所以幫外國做事。」這些中國人的邏輯是：鳥為食亡，人為財死。如果沒有外國政府拿錢給你，你怎麼會反對中國政府？於是附和中國政府，一齊來抨擊異見人士。
「認錢不認人」，「笑貧不笑娼」，這些口頭禪，寫照了中國的社會風氣。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作為最大的世俗國家，中國人只追求利己的實惠。這是一個最功利的民族。「民主能當飯吃嗎？」不少中國人會發出這樣的疑問？在這個功利的民族看來，一切理念，都應該具有實用價值，而且是直接的、看得見、摸得着的實用價值，否則，就等於沒用。對一切沒用的東西，中國人都嗤之以鼻。